天才束星北的命运

　　赵健雄　文

　　束星北，何许人也？

　　他是上世纪与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李政道与吴健雄的老师，与爱因斯坦有直接交往，并深得玻尔赞许。与王淦昌不同的是，他把对科学的执着也贯注在社会生活中，

不懂得收敛，遇事非问个究竟，不仅仅是问，还要干预。

　　有一件事颇能反映他的性格。抗战期间，他放下手头的理论研究，到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研制武器，中国最早的雷达就是他设计与制造出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他“请委”（填表加入国民党组织），否则就不发奖金，束星北不仅自己不请委，还不准他带去的学生请委，冲突发生后，他命学生拆掉已安装完成的雷达，乃至遭到军令部的囚禁。

　　就是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主要原因。他先是成为历史反革命，到了反右运动中，尽管持论中正且十分理性，仍被打成极右，下放到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生活上的艰难不谈，最令他苦恼的是，以科学家严谨的逻辑思维，很难明白自己的错误到底在哪里？

　　改造结束后，60年代初，他到了青岛医学院，做清洁工。当事者回忆这个时期他的表现：“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烧杯、注射器一定比新买的还要干净得多。”后来他主动要求包下全校所有厕所，似乎在此找到了改造自己

　　世界观的途径。而即使这么一种性质的劳动，仍然无法阻遏科学家本性的流露，他在打扫厕所时研究如何改进，试图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

　　到了文革后期，他已被改造成一个与从前完全不同的人，他的朋友“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可是最好最近的还是那些看洗澡塘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他们和他下棋、打牌、喝酒、谈家庭私事、谈藏在心底的秘密。有的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也将他请去帮着张罗张罗”。

　　因为李政道归国时向周恩来的举荐，束星北在上世纪70年代得以复出，尽管仍做了不少工作，但因长期接触不到最新资料与远离科学活动，他已无法在前沿领域做出大的成就了。

　　天才就这样遗憾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中华读书报》4.13）（来源：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