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历史回忆

　　陈丕显 著

　　弟弟看我执意要走，十分内疚地说：“昨夜我坐在你对面，看你哭得像泪人一样，心里难过极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们没有好东西招待，还让你这么难过……”说到这里

，他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话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汇报说粮食跨《纲要》，并按跨《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快要饿死了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

　　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脚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碓糠吃，头都被碓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

　　面对此情此景，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一阵悲戚、沉默之后，大家又诉说起来。大家的话很多，会议一直延续到深夜，大家仍不肯离去。后来在几位老人的劝说之下，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愁肠九曲，辗转反侧，怎么也合不了眼。想着群众生活如此艰难，我又情不自禁地暗自落泪。第二天清晨，我便对弟弟陈家齐说：“老弟，我要走了。”我弟弟一再挽留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住几天吧，我们兄弟还没有好好聊一聊哩！”我满腹心事地对他说：“昨夜，我一夜不曾合眼。现在大家没饭吃，我不能不管呀，我要向县里、地区和省里反映，尽快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弟弟看我执意要走，十分内疚地说：“昨夜我坐在你对面，看你哭得像泪人一样，心里难过极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们没有好东西招待，还让你这么难过……”说到这里，他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弟弟趁无人之际，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原来，在我回家之前，省里已给龙岩地委、上杭县委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接待我的准备。地委、县委分别作了研究，并通知了南阳公社党委。龙岩地委、行署派了民政局一位姓马的局长，在公社党委副书记陈从忠的陪同下到我老家官连坑，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情况，布置接待我的准备工作。

　　当时，我家官连坑生产队和其他乡村一样，群众生活很困难，许多群众吃不饱，靠挖野菜、摘树叶充饥。马局长把这些情况向县里作了反映，县里随即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安排群众生活，特别为官连坑生产队安排了七天的口粮，保证每人每天有三两大米。公社领导对大家说，陈丕显同志要回来视察，你们要多谈大好形势，不要叫苦连天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这话的含义，大家心里当然清楚。

　　随后，龙岩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又专程到南阳、官连坑，和马局长一起帮助群众安排生产生活。县里给南阳拨粮的消息和李应槐专员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传得走了样。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在场的公社副书记陈从忠见此情状，立即向前把下跪的群众扶起，劝他们说：“这位是地区行署李专员，有困难他可以帮助解决。”他说完随即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这批群众，叫他们到红专群众食堂去住宿。这些群众离去后，陈从忠遵照李专员的指示，赶回南阳公社去了。

　　此时，县委副书记李升亮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刘礼也到了南阳。李升亮召集公社党委书记廖诚、副书记刘在春、陈从忠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向我汇报工作。他们最感头疼的问题是，粮食产量怎么汇报？经商量，他们认为，既然公社副书记刘在春在上海曾向陈书记汇报过粮食跨了《纲要》，那么这次汇报还是坚决大跃进，不能后退！紧接着，公社党委召集全社生产队到化成农场开会。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刘礼给大家作报告，统一大家的思想和口径。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余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会上，我简略地回忆了当年南阳人民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闹革命的光荣历史，向家乡人民和军烈属表示慰问，勉励大家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在当前遇到困难的时刻，更要发扬当年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互相帮助，发展生产，渡过难关，把家乡建设好。接着我便请大家发言。

　　我刚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她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在众人纷纷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那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

　　接着一位叫黄则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起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其他代表的发言，也纷纷指责县、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不顾群众饿肚皮”。面对干部群众的尖锐批评，在场的县、社干部个个面面相觑、低头不语，十分尴尬。我则心情沉重，十分难过。按理，县、社领导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应当感到内疚和觉醒，勇敢地与官僚主义、浮夸作风决裂。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57)

　　图:

　　1954年在上海华山路住所全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