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起草人解释文本内容

　　4月1日生效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让更多的“眼睛”介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过程，但和草案比，《条例》正式文本中删去了“知情权和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等内容。

　　删去“知情权和无过错合理怀疑权”，不是想限制媒体

　　对于为何删去“知情权和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等内容，深圳市人大参与《条例》修订的有关人员回答说，删去的原因绝不是想限制媒体。

　　据他介绍，在北京召开此项立法的专家咨询会时，有专家提出“合理怀疑权”的界定范围是什么？评判合理和不合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样模糊的条文一旦写入法规，很容易引起纠纷和诉讼。法规应尽量避免模糊性用语，尽可能明确。删去“知情权”，也是因为尺度不好把握，比如有些案例按侦查纪律不能报道，报了泄露情况会影响办案，甚至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家新闻法还没有出台，“知情权和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没有上位法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借鉴。如果国家的上位法相对明确了，深圳的地方法规可能会将此重新吸纳进来。

　　他说，删去了这些内容使《条例》好像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理想，但应该看到，将舆论监督写入法规，表明以法律形式加强了新闻媒体对职务行为的监督力度，这已经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无细则和可操作方案媒体很难行使监督权

　　“如果出现阻碍舆论监督情况，媒体应向哪个部门反映？具体由哪个部门为媒体记者维权？”当记者向这项法规的起草和修订人员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均表示暂不好回答，并认为任何一项法规出台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不断完善和细化的过程。目前，《条例》的实施还需要有细则。

　　《南方都市报》深圳编辑部主任苟华谈到对《条例》实施的感受时说，《条例》赋予舆论监督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尚方宝剑”，我们今后开展舆论监督时腰杆硬了许多。新闻媒体应该重视法规赋予的舆论监督权，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媒体开展舆论监督不能操之过急，太急了，也会进一步退两步，半步半步走反而会前进不少。

　　苟华说，深圳市这两年在信息披露方面进步很大，官方对信息披露的观念比早几年开放得多。但一些部门的信息只对当地媒体公开，对派驻当地的媒体封锁消息。应该给政府官员强化一种观念：除非不发布，要发布应该对中央、省派驻的媒体和当地媒体一视同仁。

　　参与了《条例》讨论的深圳社科院研究员杨立勋教授认为，舆论监督权真正付诸实施还需更细化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性方案，否则媒体很难行使其权利。另外，还应对《条例》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以避免与国家法律产生冲突。（本报记者李桂茹）（责任编辑:常黎明）（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