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贵“证”

　　笔者参加一次决策座谈会时，有一位主要部门负责人姗姗来迟，坐下后没听一会儿与会专家的发言，就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通讲话，声称事情要由上级领导拍板，众人愕然。

　　古人言“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落实起来为何如此之难？其实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有的政府部门举行决策“听证”，重“听”不重“证”甚至有“听”无“证”。

　　现代社会的“听证”制度，其核心是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证”，其基本特征如下：

　　一是为“证”而“听”。与“兼听”不同，“听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因而“听”的透明度和开放性越高越好，“听”的范围则越广泛越好。如召集部门必须进行社会公告、征求意见、邀集相关的不同领域专家、不同权益和不同意见的人群代表，而不是仅局限于决策者和与之意见相同的人群。

　　二是“听”围绕“证”进行。即参加听证的双方（多方）代表依法定程序，平等地针对论题所涉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和证据做举证，尔后围绕对所举证的事实和证据展开质证，以保障所举证事实和证据的充分、全面、客观、真实性。

　　三是“听”而后“证”。即听证双方依法围绕事实和证据陈述理由，展开辩论。由相互对立的双方有平等地发表意见的机会，包括对对方反驳意见进行再反驳。通过反复辩论，能够澄清事实真相，使公众能够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四是“以正视听”。既然以“证”为核心，就要将“证”的情况记录在案、公诸社会。

　　由此可见，“听证”贵在“证”。没有“证”，仅仅是决策主体自上而下的“听”，没有平等主体之间充分展开的“质证”，则仍很难实现现代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兼听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