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樟柯：让电影与现实保持很浅的关系(2)

　　他们的贾樟柯

　　有人说，是贾樟柯、王宏伟、顾峥、赵涛共同成就了特色鲜明的贾氏电影。他们的组合，让我们从一种新角度解读平民社会。

　　这一班底源自1995年底成立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组员王宏伟、顾峥与贾樟柯都是同班同学。从第一部录像作品《小山回家》始，到《小武》《站台》《任逍遥》，再到今天的《世界》，这个班底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可能正是个人情趣与艺术观念都颇为相投与互补，才让他们制造出那么“同质化”的作品。

　　王宏伟在1997年主演了《小武》之后，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法国《电影手册》的封面人物，但如今他仍然在喝酒、打麻将、写剧本、拍广告中挣钱混日子。他不认为自己是明星，普通与低调是他最想要的生活方式，甚至，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他也由绝对主角慢慢隐身背后。

　　此前一直在贾樟柯电影中充当文学策划的顾峥，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校园里，从本科读到博士，现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育人。不过，他在贾樟柯电影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存在使贾樟柯电影显得更为精细。

　　当然，赵涛的来临，对贾樟柯可谓一大惊喜。这个年轻、文弱的舞蹈女教师为贾樟柯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启发了其创作灵感。

　　王宏伟：我们最默契

　　读电影学院时，我和顾峥住在一个寝室，贾樟柯住在另外一个寝室，同属一层楼。由于大家是同学，吃饭、聊电影、聊想法都在一起，与所有大学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之间能成为朋友，一定有很多故事。其实，我们班本就没有多少人，男生也不过四、五个人，大家接触的机会便很多。

　　很多人现在一想到贾樟柯便会联想到我，我想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合作的默契与特殊关系。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还是挺愉快的。这种愉快需要一定的性格上的投机与情感基础，要不然也不会在大学时就玩得那么好？可以说，我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对电影题材、电影形式的关注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共同语言与默契，否则，只能是井水不犯河水。

　　贾樟柯与我的性格有很多相似，都属于比较腼腆、内向的人，我相信这种秉性到死都很难改变。不过，由于我父亲是公安局的，所谓“江湖”上的那帮小孩还都是挺给面子的。我一直老老实实的，没有他那种打架斗殴的经历。我们俩的年龄也差不多，都是来自小地方的人，进电影学院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我俩都是在社会上混过的人，比别人压力要大得多。在电影学院时，我俩都当过“枪手”，目的很简单，就是挣钱。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名演员，只是认真地去完成角色而已。很多人认为我在《小武》里表演比较本色，我想主要是与我们这个团队的状态与制作方式有关。当时，我们的资金有限，大家只是特别朦胧地觉得是要做一部电影，至于能做成什么样，不是特别清楚，那就只能拍吧。在我们这个制作团队里，我想只有贾樟柯最清楚我们是在干什么。况且，我是文学系的，开始也不太习惯去当演员，总觉得自己是在镜头前出丑。

　　我觉得就国内而言，贾樟柯与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便是他能准确地把握当下的题材，不管是《小山回家》《小武》《站台》还是《任逍遥》与今天的《世界》都是如此。而且，他善于在电影中巧妙地运用流行文化与声音元素，把电影中的空间环境营造得很成功。

　　这次在《世界》这部电影中我也演角色了，只不过不是主线，是辅线的一个角色。虽然不是主角，可我觉得合适的角色才最重要，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挺强调合作体的艺术形式。

　　除了与贾樟柯合作拍电影之外，我做的事挺多挺杂，电视剧、广告、MTV策划、还有什么剧本审查，就是帮别人看剧本，多了去了。很多人都认为我有“艺术家”气质，但我觉得拍电影还是要找到合适的合作才行，因为每一个演员都有自己的局限，肯定要有合适的机会与合适的影片，不是谁的片子都可以去拍。

　　我想，正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沉淀与积累，才促成了贾樟柯拍摄投资1200万的电影——《世界》。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你不能永远都处于低成本、小制作的状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观众就很难看到了。把自己的电影艺术与公众一起分享，我觉得每一个电影人都会这样去想，只不过每个导演面临的机遇不会是均等的。

　　顾峥：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其实在他剧本的写作之中，我出的力并不大，他的剧本写作能力很强，只不过在晚上时，我们要对剧本中的有些东西进行讨论。当然，在他所有电影的工作人员之中，我可能是对剧本最熟悉的一个，这对我今后写剧本有很大帮助。

　　我们是1993年进的电影学院。我与他俩的经历都不同，因为我是男生中唯一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王宏伟已有二十四、五岁了，贾樟柯也有二十三岁左右，而我当时才十八岁，我们仨比较谈得来。他上学较晚，加上他又只是电影学院的旁听生，压力比较大，他热爱电影，所以他十分爱学习，平日很少见到他。

　　一直到1994年深秋，他才说自己要拍几部电影。做朋友需要彼此观察，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并能在今后电影事业上有所合作，主要是因为我与他们不一样，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书，虽然我的年龄比他俩都小，但我看的书比他俩都多。贾樟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他不像学院里其他人那样空谈多，实干少。他基本没怎么继承电影学院什么传统，我想他现在都很少使用电影学院强调的事先分镜头，他更强调拍摄的临场性。后来，我知道法国很多著名导演采用的都是到现场才进行分镜头，可当时的信息不畅，谁也不知道，他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美学直觉考虑的，希望能从现场环境变化里找到一种状态。

　　我们仨的专业并不符合大家的想象，是一个理论专业，不是一个创作性的专业，对此，大家不是特别喜欢和感兴趣。对于王宏伟而言，他之所以千里迢迢到北京，主要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一直想着怎么努力，怎么发财。而对于贾樟柯，他的家境还是不错的，他之所以来到北京，主要是觉得电影这个东西有意思，能够表达自己。当然，他们都是源于对原来生活状态的不满。实际上他与小武在心理上是有一定内核相似的，包括经历，所以，他在编写剧本时，是根据其内涵气质去写东西的，在这一点上他很厉害。

　　就电影内容而言，贾樟柯的电影是中国比较有个性的作品，他用非常本土的叙事方法，说的都是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最普通的一部分人。而且，很多人都会经历他电影中面临的问题，和别的电影的叙事方法与关注角度迥然不同。比如《小武》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跟班上同学讲课的时候，我也会经常讲到小武这个人，大家都会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在一个变化这么快的时代里，小武还在用旧的道德观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有的人完全被社会抛弃了，并非因为他们挣不到钱，而是因为他的观念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我想，这就是贾樟柯与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他能从我们忽略但存在的现实细节中挖掘出闪亮的题材。

　　电影，实际就是一个商业的东西，如果没人去看你的电影，那你还干个什么劲？95年之前，媒体没有那么发达，关注独立电影的就更少，所以，现在他高频率地出现在媒体上，主要希望自己的发言是有意义的，他需要别人能听到他的声音。中国又没有专业的制片人，有的话，也大都集中在商业电影的领域里，像独立电影合格的是非常少的。所以，贾樟柯不但是导演，还是一个独立的制片、策划和推广人。独立电影是需要人去推广的，大家心里都清楚，但都只把想法停留在牢骚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一步一步去做。拍电影、办公司、挖掘新导演，为独立电影争取空间，既麻烦，又挣不了什么钱，可他利用自己在国外的知名度和多年建立的渠道坚持这个事。

　　其实，他对生活的要求非常简单，很多朋友都以为他已经有车有房了，可他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关心的东西不是这些。

　　赵涛：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第一次见到贾樟柯是他到我们学校选演员，他给人的感觉很特别，样子看上去实在不像导演，在我的印象里，电影导演应当是那种蓄着络腮胡子，衣着行头一看上去就是艺术家。可他却穿得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个头也不高，一直躲在副导演背后探出头默默观察我，我还一直把那位副导演当成导演了。他后来也没有讲为什么挑选我做演员的原因，我想或许是我说的一些话他比较感兴趣，我当时给我的学生们说，“舞蹈的表达不是一种四肢的表达，而是一种内心的表达。”我想因为这些话，他开始注意我，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懂得用自己内心去表达的一个人。对于我个人的艺术而言，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同时，他也让我找到了一种用电影表达自己的渠道。

　　拍完《站台》后，我没有往其他方向想，回到太原继续教我的书，也没觉得自己一定要在这个圈子混，或者说一定有资本在这个圈子混。后来，他第二次跑到太原又找我拍《任逍遥》，我想或许是因为他通过我在《站台》中的表演看到了我的另一面。

　　作为导演，他是很敏锐对自己很严厉的一个人，《世界》的故事，其实就是根据我的生活为原型的。一次，我同他一起乘飞机从香港回内地，经过深圳时，我告诉他自己当年中专毕业来到深圳世界之窗跳舞打工的经历。他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便以此为切入点，想到了拍摄《世界》这部电影。同时，他对于自己的电影，不允许有任何的一丝疏忽和遗憾，他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自己最完美的电影呈现出来。我们私下里其实关于电影谈的不是很多，主要是谈一些除拍戏之外的事情。

　　我和他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之处，都属于那种含蓄、内向的人，而且，他的理想比较远大。从一个朋友角度，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品质，便是这么多年他对电影的执著，这种执著是男人的一种魅力。本报记者 韩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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