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需要大众化

　　作者 乔新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回顾了1994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状况，阐明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全面展示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经历了许多磨难，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现在，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加快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建设的同时，中国知识产权观念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法律文件的日益驳杂和技术上的日益精细，不但无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感。冗长的知识产权诉讼和莫名其妙的知识产权判决，让普通公众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敬而远之，部分企业宁可寻求法律制度外的保护措施，也不愿意在司法机构提出知识产权诉讼。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观念上的偏差，由于知识产权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到今天，出现这样的结果，确实发人深省。

　　首先，我国虽然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是这些法律文件充满了学究气，在大量的技术细节规范中，淹没了知识产权赖以生存的崇高精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中国法律体系中最庞大的，但同时也是最没有效率的制度。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各种局限。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公民素质的整体状况，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可是，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中，大量的所谓专业术语充斥在法律文件中，复杂的权利请求程序和不断增长的权利保护费用，冲淡了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热情，阻碍了企业通过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实现财富的积累。许多企业宁愿通过一纸合同从国外购买先进的技术，提高企业的装备水平，也不愿意资助科研机构研发高新技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亟待简明化和通俗化。

　　其次，在司法领域，不断增加的诉讼成本和令人困惑的司法判决，使得许多企业不愿意再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诉诸法院。许多法院虽然成立了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机构，但是这些机构效率低下，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但过多地依赖当事人提供证据，而且完全依赖当事人的代理人提供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理论知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布司法判例，间接指导地方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工作。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观念混乱，立法体系庞杂，各级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判决大多存在不合逻辑的表述。

　　从理论上来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责任构成到归责原则，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民法理论体系。知识产权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对古老的民事权利客体的重新分类，扩大了民法的保护范围。即使在某些制度设计上引入了无过错原则或者过错推定原则，这些制度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民法过错原则基础之上的。如果抛开了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而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列入我国法律体系中，那么不仅缺少法律理论支撑，而且知识产权制度本身也没有生存的空间。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形式非常新颖，但价值取向非常传统的制度体系。虽然从形式上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计算机软件、转基因技术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抛开这些表面现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仍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制度。知识产权法律只不过是在各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对人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进行系统梳理，并且用现代法律语言进行表述罢了。从根本上来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挑战传统的知识体系，而是将知识体系纳入到法律的保护之中。

　　过多过滥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但无助于人们正确理解知识产权法律，反而会导致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产生错误认识，那种动辄得咎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但无助于唤起普通公众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美好憧憬，反而会损害知识产权制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美好形象。知识产权制度从来都不是超凡脱俗的，知识产权制度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土壤，满足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影响中国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必须在普通公众的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只有这样，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才有生命力。

　　盗版软件的盛行、背景音乐的随意使用，从某些侧面说明，公众正在以消极的方式淡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作用。只有让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和经营中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并且自发地维护知识产权，那么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才算真正落到了实处。只有让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变得简明而又通俗，知识产权司法诉讼快捷而又奏效，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柳暗花明。

　　我们应该赞成这样的口号，那就是让知识产权制度真正成为大众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