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司法民主 促进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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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将于5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

陪审员———个体标本的努力和困惑

本报记者 陈晓英

素色花纹衬衫，一身蓝黑色西服套装，56岁的顾兵给人的感觉是清爽大方。“刚出完庭，这身陪审员的制服还没来得及换。”她一边从胸前取下印有“人民陪审员”金色字样的红底长方形胸牌，一边说。

陪审员统一着装引出话题

顾兵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已经当了七年陪审员了。以往都是便装出庭，上个月开始，东城区法院为53名陪审员统一定做了服装。为人民陪审员配发统一的“行头”，在全市乃至全国法院，东城区法院恐怕都是第一家。

提起上个月穿着制服宣誓的事，顾兵用“激动”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统一着装一直是我的梦想。法官一穿上法官大袍就显得神圣了，我一穿上这陪审员的制服，就觉得责任更重大了，压力和动力也加大了。这不光是简单的着装问题。这是从形式到思想境界的转化。”

东城区法院院长秦秉瑞在2005年人民陪审员宣誓仪式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这是“突出人民陪审员制度重要地位”的一个姿态。

统一着装事件在法院系统和陪审员中间赢得了不少好评。但是法律工作者王立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将从5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国人大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目的是为了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长期流于形式的弊端。因此，改革应当直指制度本身，而不是从服装这个形式开始。

不管怎样，公众关心的并不是服装本身，而是从服装折射出的改革思路：作为我国的一项司法制度，陪审制度一直在为公民分享司法权力打开着大门。然而，在许多地方，陪审制度已名存实亡，流于形式。“请而不来”、“陪而不审”、“合而不议”，成了描绘陪审员的经典话语。

“我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对这些看法，顾兵有不同的意见：“我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从我自己当陪审员的体会来看，我不仅有发言的权利，而且意见经常被采纳。‘打磕巴’的地方一定让法官解释清楚，有道理我就听，没道理我就坚持我的意见，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法官一言堂’。”

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学教授葛燕青是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老陪审员。每次开庭前她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阅卷，对事实证据做一些摘要，为法庭上有针对性的提问做准备。合议时，主动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简单的案子至少要跑四次法院，复杂一点的跑十趟都不止。

葛燕青曾经审理过一个刑事案件，承办法官了解到主犯成长背景十分不幸，量刑时考虑对其适用死缓。合议时，葛燕青提出几点看法：主犯一是抢劫致人死亡，二是参与多起抢劫，造成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三是累犯，案发时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因此认为判死缓有点轻了。最后法官把葛燕青的意见记录下来，报审判委员会讨论。

“我们对承办法官不是一味的附和。”葛燕青对记者说。

作为个体，顾兵和葛燕青一直都很努力地试图改变周围人对陪审员的成见。然而，她们要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成见这么简单。

要学的东西像山一样多

在刑庭参加陪审工作五年后，顾兵开始转向民事案件的陪审。“刑事案件相对简单，而民庭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顾兵用“像山一样多”来形容自己的压力。

“有心虚的时候。原告和被告都拿同一个政策说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还真不知道谁对谁错，有时候真不敢说话。”顾兵说话很爽直。

从庭上下来，顾兵一有空就开始啃法律书籍，从4月20日开始，顾兵还要参加陪审员的上岗培训。

每天10元补助和一年上百件案子

“去年，我参与审理了上百件案子，几乎天天都来法院。”像顾兵这样的陪审员，成了基层法院解决办案力量不足矛盾的福音，虽然这点在法学界争议颇大。

街坊邻居和儿子对顾兵的“疯狂”很不理解。

“给你报酬多高啊，你干得这么欢？”邻居问道。

“妈，有这个时间你干点别的去，还不比这个挣钱？”儿子埋怨。

当顾兵告诉别人每去一次法院补助仅10元时，大多数人都不敢相信她的话。

“说实话，这点钱给了跟没给一样。好赖在外面吃饭，一顿饭得七八块钱吧。开庭不能迟到，你总有赶上打车的时候吧，打一次车不得十几二十块钱？”顾兵说。

“听起来让人觉得‘牙麻’，我不在乎钱多钱少，我是真的觉得自己的工作很神圣，我在尽社会义务。我觉得在合议庭一次次采纳我的意见的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的价值。”顾兵爽朗地笑了。

然而，和儿子的交谈，令顾兵有了一丝隐忧。

顾兵认为，自己这代人受的传统教育多，时代打下的烙印很深，骨子里有种愿意为社会奉献的精神。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年轻人更看重现实价值的追求。不给钱或钱给少了，未必有人肯干。然而陪审制度要延续下去，必须有人付出牺牲，但这样的人不多。即使在现在，过低的补助可能也是陪审员积极性不高的一个因素。

长期连任容易滋生腐败？

在法院时间长了，免不了有人来找。“你能不能出这个庭啊。”“你跟法院熟，帮我找找人。”顾兵经常面对这样的说情。碰到这种事情，顾兵一概严词拒绝。“作为陪审员，我还有监督司法的职责，我屁股上沾着屎，我还怎么去监督啊？”虽然自己行得正，顾兵也觉得，陪审员长期固定在法院，甚至固定在法院的某个庭，确实容易滋生腐败。

陪审员的责任追究是个空白？

六十多岁的阎建生是名教师，有十多年的陪审经历。他经常在思考陪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基层法院的合议庭经常采用1个审判员两个陪审员的形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果2个陪审员的意见一致，法官就得服从陪审员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压力很大。因为法官办错了案，有一套错案追究机制等着他，而陪审员办错案却没有什么惩罚和制约。因此一旦错了，就是法官一个人的事。

“对陪审员的制约这方面必须完善。”阎建生说。

人大代表能不能当陪审员？

人大代表在人民陪审员中的比例逐年攀升。阎建生认为，如果大量的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那么就人大代表个人来说，其将立法权、监督权和司法权集于一身。同时，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其在案件审理中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法官，然而他又可以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类似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

 点击《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