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和刑讯逼供

　　合肥晚报1994年4月间，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九组村民佘祥林被公安机关逮捕，警方怀疑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同年10月13日，佘被判了死刑，后改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3月28日，佘出走了11年的妻子张在玉突然返回家乡。佘祥林案件再审，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沉冤昭雪。此案曝光后，佘祥林举着少了一节的手指，裸露腿上的伤疤，向媒体陈述他曾被侦查机关刑讯逼供，作了有罪供述。

　　被告人的供述被称为刑事诉讼的“黄金证据”，只要嫌疑人供了，案件也就破了。问题是不供怎么办？舞台上的清官戏给了我们答案，包大人一声令下：大刑侍候！不怕你不招！于是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刑讯逼供发生了。佘祥林的冤案证明刑讯逼供是错案的罪魁祸首。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生命与核心，是定案的依据。如果我们定案的所谓“黄金证据”是用非法手段获取，非法证据又被采信，错案就必然会发生。在公正与功利，主权与人权发生抵触时，如何舍取，是对每个执法人员临场考验。随着尊重保障人权理念的深入，司法人性化成为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公正高效是人性化的首要选择，依法办案是人性化执法底线，无辜者被屈打成招，暴力取证，还何谈公正？

　　1975年和1984年，联合国先后两次通过了禁止酷刑的宣言和公约。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由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在某些地方还不能很好贯彻，“宁枉勿纵”、“罪从口定”、“有罪推定”等旧的司法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市场，刑讯逼供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作为办了十余年案件的检察官，我在提审、开庭时也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曾被刑讯逼供，但卷宗的笔录绝对反映不出非法取证的过程，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被羁押，要证明自己曾被刑讯逼供很难，况且沿着非法取证的路径搜集的其他相关证据也证实犯罪。佘祥林错案的曝光，令我“寒芒在背”，再次感受到执法者的责任重大。我想，杜绝刑讯逼供现象，关键是我们的执法理念和价值取向必须依法办案，文明办案，把案件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的铁案。

　　解作荣

　　（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