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历史回忆

　　陈丕显 著

　　老战友相见，恍若隔世，大家都庆幸能在大劫中幸存下来，叙了一番离情别绪。谈到这些年在“四人帮”肆虐下大家受到的迫害，谈到许多被迫害忧愤而死的老战友，愤慨之余

不胜唏嘘。

　　主席同意了这个意见。小平同志立即通知了中组部，要他们立即办理手续，于是中组部未征求上海意见便下了调令。

　　我本想在上海多呆几天再走，但北京的许多老同志闻知此事纷纷来电话说，要尽快来，不能拖，以免张春桥等人节外生枝。

　　这样，我在上海市革委会仅仅当了18天的副主任便匆匆离开了。事后，许多老同志在一起谈论往事时，大家调侃地说我是“搭了一趟末班车”。

　　10月11日晚，马天水、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为我饯行。饭桌上客客气气，说了不少客套话，还向我征求对上海市革委会工作的意见。我在调查研究期间感到上海市群众团体间派性严重，彼此间对立情绪很大。当时小平同志抓整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搞好安定团结，于是我问马天水和徐景贤：“上海的派性怎么样？”马天水和徐景贤说：“上海没有派性，只有不同的意见。”这又是一派胡言，言语间流露出对小平同志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抓整顿的不满。

　　10月12日，我离开了上海。在机场，有不少人前来为我送行，这里面既有我所熟悉的老同志、老战友和他们的孩子，也有不少普通干部群众。马天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看来，你在上海还有不少群众呀！”

　　看着前来送行的人，看着即将离开的上海，我心中涌起无限复杂的情感：上海，这座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城市，这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中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留给了我多少难忘的记忆！从1952年调任上海市委工作起至今，我已经和它在一起度过了整整23年。我和它一起迎来了多少次喜悦欢庆的时刻，又一起挨过了多少艰苦严峻的时光。我把上海当作我的第二故乡。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强大生产能力的城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将会对中国的革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它的重要地位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无论我在与不在它的身边，它的命运起伏都会永远与我息息相关。

　　我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离开了上海，随飞机一起升入蓝天。

　　向小平同志反映上海的问题，险遭不测

　　在飞机上，我遇到了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我和炳南同志过去就熟悉，老友相见，分外亲切。炳南同志此次是出差到上海，他于前一天就给我来电话，想要来看我。我担心这位正直的老朋友受株连，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在电话里对他说：你不必来，我马上要去北京了，我们到北京见面时再谈。没想到第二天能同机赴京。王炳南一见我，便不顾一切地赶上前来同我握手、拥抱。

　　为了与炳南同志叙谈，我先甩掉了身边的“尾巴”。这条“尾巴”是马天水安插在我身边的。马天水为我饯行时，提出派一个警卫员跟我去，我心里明白，便说：“不必了，有儿子东棋送我去就行了。”马天水却坚持说一定要派一个人跟去，我也就不好再推辞了。其实，我知道，他们明里说是给我派警卫员，实际上是马天水他们派来监视我行踪的“钉子”。

　　王炳南与我那位“警卫员”换了位置，使警卫员离我们老远。我俩便在一起说起悄悄话来。

　　王炳南知我被关了八年，对这些年风云变幻不甚了解，就一五一十地详详细细地给我介绍他所了解的情况。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四人帮”如何作恶多端，搞得天怒人怨的事。这些事，虽然大多是我闻所未闻，但凭我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一伙人多年打交道中对他们的了解，这些人的罪恶行径及倒行逆施，倒也都在我意料和想象之中，并不惊奇。与世隔绝如此之久后，突然遇到一位老朋友能推心置腹地谈这么多平日里无处可说的话，一时间畅快无比！同时我隐隐感觉到，这帮混蛋坏事做尽，恐怕离垮台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中组部有人来接我，我便问那个“警卫员”：“你到北京来过没有？”他说没有来过。我说：“那你就不必陪我啦，你可以到城里去住，在城里好好玩玩。”后来我知道，他当天晚上就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张春桥安插在公安部的那个亲信，由他向张春桥汇报。

　　我就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叶飞、谭启龙、江渭清、彭冲、廖志高等同志就到我住的地方来看了我。他们是到中央来参加十二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的。老战友相见，恍若隔世，大家都庆幸能在大劫中幸存下来，叙了一番离情别绪。谈到这些年在“四人帮”肆虐下大家受到的迫害，谈到许多被迫害忧愤而死的老战友，愤慨之余不胜唏嘘。

　　10月14日，也就是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我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我已于12日到达北京，向中组部报了到，请转告小平同志我向中央报到。半小时后，便接到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的电话，说小平同志10点钟见我。

　　10点钟，我坐叶飞同志的车到了小平同志的住处，由王瑞林引我到会客室，随后小平同志就出来了。他一见我就十分亲切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动情地说：“丕显同志，你吃苦了！”“文革”中，小平同志被“四人帮”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受的冲击、受的打击、承受的压力、遭遇的迫害，肯定比我们多，可他一见我，反而先慰问我。我又一次感受到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又一次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想到这八九年远离组织的苦楚，我的眼睛顿时潮湿起来，似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可是一时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本来应问问小平同志身体状况，应该向小平同志请安的，没想到我还没开口，小平同志接着关切地问道：“身体怎么样？还好吧？”

　　“身体不太好，比较虚弱，白血球持续在一万几千，又找不出原因。糖尿病靠药物控制，血糖偏高，鼻咽肿瘤部位情况尚好。”我回答说。

　　小平同志看出我听觉不太好，就问我：“你听力怎么样？”我说我的听力比以前差了。

　　小平问：“婆婆娃娃怎么样？”我说：“谢志成身体不太好，这次没有来。三个孩子老大在江西，老二在贵州，老三在南京。”

　　小平说：“你先休息几天，然后去医院检查身体、治病，去北京医院、三二一医院都可以。到北京开会的第一书记有人去看你吗？”

　　我说：“谭启龙、江渭清、彭冲、廖志高他们都来过。”

　　叙了会儿家常后，我谈起了上海的情况，我说：“上海的形势并不太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海还有万余名干部被他们下放到工厂去‘战高温’，没有工作，没有落实政策；二是上海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中，报告的许多成绩是假的，掺了水分的，不要相信；三是上海的派性很厉害，将严重影响上海今后各项工作和生产发展。”

　　小平听了我的汇报，开玩笑说：“你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嘛，你不是没有自由吗？”

　　我说：“是的，我是没有自由，我家武康路对面的楼上就有人成天在监视我。谁进出我的家，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当时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受敌人监视一样。但仍有不少人不怕他们那一套，上门来看我。我怕他们倒霉，受我影响，总劝他们不要来。王洪文他们让我搞调查研究，我就到工厂、农村去，工人、农民向我反映了不少情况。”小平同志要我住到京西宾馆去，这样可以知道现在第一书记是怎么工作的，还问我去看了耀邦没有。(65)

　　图：

　　1979年,陈丕显和叶剑英在湖北武汉。

　　1980年，陈丕显和胡耀邦在武汉东湖游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