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林毅夫专访 我当选劳模是肯定海归整体

　　经济学家，在人们心目中是象牙塔里的思索者。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在劳模候选人名单中看到林毅夫的名字时，感觉如此新鲜。对林毅夫老师的采访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进行的。不过在采访之前，林老师再三叮嘱记者：“住院是因为突然有的一个小毛病，千万不要写是被工作累病的，那可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劳模劳模荣誉是对“海归”整体的肯定

　　记者：作为一位在学术上非常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您当时听到自己成为全国劳模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林：很惊讶。我印象中的劳模是像张秉贵、王进喜这样普通人中的英雄。我记得1979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的柜台买了10块钱的糖，当时就是想体验一下张秉贵“一把抓”的技术。所以当我作为北大教授，被评选为全国劳模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出乎意料。

　　记者：您已经获得许多学术方面的荣誉，很多人可能会说，既然这样了，您还需要社会荣誉的激励吗？

　　林：虽然我得过许多学术方面的奖，但是能成为全国劳模，我认为在我们的祖国中，劳模属于劳动者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我心目中的最高荣誉。我想，全国劳模的荣誉不仅是属于我个人的，更该属于我背后的群体。

　　记者：您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林：我想，首先是我工作的集体。这十年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同时，这个荣誉也属于从海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群体，劳模的荣誉也是对“海归”整体的肯定。

　　回国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是有责任感的

　　记者：很多媒体都称您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传奇性人物”。在投身经济学之前，您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1979年您冒死从金门泅渡到厦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思想转变的？

　　林：这些事情不是那么传奇，对于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做点事情，最需要的地方，能做最大贡献的地方还是在大陆。

　　记者：在北大读书时，您曾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做过翻译。随后您成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关门弟子，后来又在美国拿到博士后学位。您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在国外发展，为什么选择回到内地？

　　林：我一直认为，真正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当我回来的时候，感觉成就感很大。

　　记者：作为最早一批回国工作的海外学子，您和中心的许多学者几乎参与了所有国内政策制定前的讨论。这是否意味着您一直无法忘怀的责任感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林：对。从1994年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国内主要政策制定讨论我们都参与了。包括电信改革、加入WTO、金融改革、农村发展、社保体系、农民工、粮食问题等等。由于研究中心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独树一帜，一直都是比较受重视的声音，许多思想和观点都成为改革的主要内涵。其实，很多改革领导人已经胸有成竹，他们还是要听听多种声音。

　　工作那么多好学生，能教他们我很快乐

　　记者：林教授，我知道您在北大的课非常受学生的欢迎。您认为，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学者、众多机构的顾问等多重角色中，哪一个对您最重要？

　　林：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角色还是一个学者。一方面带学生，另一方面是自己做研究。带学生很关键，要改变这个社会，重要的是改变人。每周五的晚上7时到9时，我都会给本科、研究生学生上大课；每周一晚上，与学生开讨论会，通常到了12时都没有讨论完。孟子不是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人生一大乐事。那么多好学生，能教他们我很快乐。

　　北京青年报（王旭祝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