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社工生活记录

　　编辑手记

　　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里，戒毒社工按照与吸毒人员1：50的比例被分配到各个街道，为每一个吸毒人员提供服务，社工对吸毒人员的生活问题如就业、低保、健康等方面给予全面关怀，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调查显示，在戒毒社工的服务对象中，复吸的比例远远低于常规比例。在这期《人生片断》中，我们记录了几位从事这种新兴行业的职业社工，他们有

从公安机关转为社工的老干警、大学毕业应聘的职业社工、放弃挣钱多的证券工作主动加入社工队伍的“转行者”，还有资深社会工作理论方面的学者，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帮助毒品受害者的故事。

　　这些社工为构建和谐社会，各自努力着，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新兴职业。

　　陈建婷：没爱心，干不好这工作

　　陈建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村的小道上，她的帮助对象小王就住在上海郊区。还没看到小王家门，村口闲坐着聊天的一群人就已注意到来了陌生人，村民们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她要上谁家去。

　　“请问这村有叫王强的吗？”“有，他家就在前面那个大树旁。你是哪里的？找他什么事？”“是他家亲戚托我给他捎点东西。”陈建婷一边往前走着，一边随口编着假话。她做的是社区矫正社工，工作对象有的是刑满释放人员，有的是监外执行人员，还有的是因吸毒铤而走险被判过刑的人。社工的职业道德要求处处为当事人着想，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只能为当事人保密。

　　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她终于来到小王的家，可没想到她扑了个空，小王不在家。没有见到工作对象，陈建婷很失望，但这样的事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当矫正社工，她早就经过无数次被拒绝、被误会，甚至被讽刺，但她还是不愿意放弃，因为接触帮助对象，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是她的工作内容之一。

　　谈起做社工的体会，陈建婷说：“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帮助对象不接受我，不愿跟我谈话。一个社工，从理论上讲要负责50名帮助对象，除去一部分户口不在、人也不在的，我要经常去他们家探望他们，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多地与他们沟通，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生活、工作问题。”她负责的帮助对象中有一个“六进宫”的刑满释放人员，陈建婷上岗第一天就看到他在社区又吵又闹，当陈建婷上门去找他时，他却避而不见。陈建婷了解到他50岁了没有结婚，家里除了有个姐姐外，再没别人，平时他有钱就花光，没钱就找街道要求解决他的“生活问题”，还有一身的病。陈建婷帮他向街道申请了每月290元的补助款，又为他从社保所申请了几千元的医疗补贴。他拿到钱时虽然有了笑脸，可钱一花光马上又不认人了。陈建婷再去找他时，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解决生活问题？解决不了就什么都别谈。”

　　像这样的钉子陈建婷不知从帮助对象那碰了多少次。不过，她说也有让她很欣慰的事。她有一个帮助对象，曾因卖淫被判刑，从大墙里出来后没有工作，陈建婷帮她找了个做煤气抄表员的工作，一个月800元。她干了不到一个月就不想干了，觉得太苦太累，还觉得周围的人也看不起她。为使她能自立，别再走上犯罪道路，陈建婷想到用亲情去打动她。这位帮助对象有个5岁的女儿，在她女儿生日那天，陈建婷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并教她女儿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在孩子唱歌时，陈建婷对她说：“这孩子这么可爱啊！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你自己的今后，一定要好好干下去。抄表员的工作也不会是一辈子的，以后有机会还可以找别的工作。”这位母亲听了十分感动，表示为了孩子也要坚持下去。

　　一位帮助对象因吸毒进了戒毒所，他母亲对陈建婷说：“我儿子进去之前让我务必找到你，替他向你表示感谢，说你这个社工做得很好，他有决心彻底摆脱毒品。”陈建婷说，她做社工的最大体会就是一定要热爱自己的职业，没有爱心是干不好这个工作的。“真情唤春归”她说：“社工与帮助对象之间要建立起真诚、平等、沟通的关系，只有用真情打动他们，才能开展工作，帮助他们尽快告别过去，融入社会。”

　　葛子明：做有专业素养的社工

　　葛子明在上海公安局治安总队工作了20多年。2003年，上级发来文件，要从45岁以上的干警中抽出一批人到基层做专职的社工工作，待遇不变。曾做过团委委员、也在派出所基层干过好几年的葛子明，认为自己很适合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他说原因之一是觉得“孩子很可爱”。

　　经过一系列考试后，葛子明脱下警服来到社区，成了一名社工。刚开始时，他以为自己是做“三失青少年”的事务社工，因为曾做过青少年的帮教工作，他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但没想到因缺少人手，他成了一位禁毒社工。葛子明说，他在治安总队时，也遇到过一些吸毒的人，看到这些人因为吸毒大都患有肝炎、肺结核等病，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还要吸毒。葛子明自己有个亲戚也是吸毒者，染上毒瘾后就不回家，没钱就去偷。葛子明曾试图做过他的工作，但费了很大劲也没把他拉回来。他说：“说实在的，刚开始时我不太愿意和吸毒者打交道，觉得他们都是价值观颠倒、行为有偏差的人，染上毒瘾后无可救药，是被社会淘汰的人。”

　　当上禁毒社工后，葛子明首先接受了由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亲自授课的三周封闭式培训，这次培训使他改变了看法：“现在我了解到他们吸毒是有各种原因的，不仅仅是价值观颠倒的问题。吸毒者首先是毒品的牺牲者，他们身体受到毒品的伤害，靠个人意志很难战胜。吸毒固然是一种不良行为，但上瘾后却是一种病，是一种反复发作的脑疾病。他们需要有人帮助指导。”他说，“对吸毒人员我们不能把自己定位成帮教干部，要以更科学、更专业化、人性化的方法对待他们。”

　　葛子明今年已56岁了，为了帮助对象成功戒毒，他买了很多医学、精神卫生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并经常向华东理工大学社工系老师和社工站的督导员请教。从去年起他就参加了上海社工师资格考试，课程有社会工作务实、法律基础知识、心理学概论等，要求在两年内全部通过。他说：“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通过考试可以增长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作为一名社工，要往专业化、职业化方面培养自己。”

　　除了工作和学习，葛子明闲暇时很喜欢听音乐，尤其是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的音乐，也喜欢看芭蕾。他说，爱人开玩笑说家里出了个音乐家。葛子明说：“其实我爱人不知道，因为我老和吸毒的人打交道，看到他们那种颓废、痛苦、绝望的生活，自己也觉得很压抑，听听音乐可以使我心情好起来。”

　　葛子明还有个计划，为那些帮助对象营造一个音乐环境，以此帮助他们克服毒品的纠缠。他曾专门咨询过一些医学专家，专家说用音乐治疗吸毒人员即使不会有效，如果能让他们振作起来一点也是好的。现在他已物色好了房子，“音响嘛，把自己家里的搬过来就行了。”最近他还打算成立一个“彩虹学校”，专门帮助青少年戒毒……现在的葛子明正在工作的磨练下成为一个有专业素养的社工。

　　魏强：渴望社工的帮助

　　电话中，魏强的声音清晰，表述也非常有条理，听得出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34岁的魏强很有经商头脑，20多岁时就为自己打下了不错的经济基础。然而，他也曾在毒品中迷失了自我，有过4次被拘留、劳教、监禁的经历。“在社工的帮助下，我于2004年5月从大墙里走出来后，再也没碰过毒品。”

　　像许多自信心很强的人一样，魏强吸毒也是始于好奇。魏强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做水果生意，由于他脑子好，对市场反应快，生意一直“很顺”。1994年，他发现哥哥吸毒，当时还劝过哥哥，但哥哥说只有吸过毒的人才知道要戒起来有多难。魏强说他不信有戒不掉的事，非要做出个榜样来给哥哥看看。

　　就这样，他开始吸了。刚开始他还控制得住，后来他发现自己经常关节疼，发低烧，还没精神。别人对他说：“你已经上瘾了，不信你吸两口试试，准好。”他不信，吸了两口后果然症状都没有了。那时，他觉得自己经济基础有了，家庭有了，也可以说是成功人士了，稍微吸一点也没什么。但没想到瘾头越来越大，最后一天一克毒品都不过瘾，家当很快被他吸得所剩无几了。

　　1996年8月，魏强被第一次强制戒毒，拘留10天后，他上午放出来，下午马上又吸。1997年他又被劳教一年，出来3个月后忍不住又复吸。“其实在劳教戒毒时，政府的人也对我们讲过，现在上海有社工，会帮助我们戒毒，但那时以为不过是学外国人做做样子，并不会真起什么作用。没想到我出来后，社工真的出现了，而且是主动找上门的。”魏强说。当时他也想看看社工是不是真心帮他，就故意给帮他的社工小孙出难题，但事后魏强发现小孙真的好几次去街道帮他争取，后来还帮他跑贷款什么的，虽然因种种原因都没成功，但他看到小孙为他的事确实很上心，在努力去做，这使他很感动。

　　后来，魏强找到一个别人退下来的摊位，做起了水产生意。这期间，因为基础薄，有一段时间连670元的摊位费都交不起，也是社工小孙帮他四处张罗，到处说情，使他缓交了一段时间，他再次感受到了社工的真诚。

　　魏强说：“我今年又结婚了，作为男子汉，我只想把家撑起来，现在日子虽然艰难，可我感到生活还有奔头，我要控制自己远离毒品。因为有吸毒史，许多事情我去跑都办不下来，我也不愿意瞒着别人。在这期间社工给了我很大帮助，再坚强的人靠自己的力量也很难戒毒成功。目前社工仍在帮我跑有关部门，争取免交摊位的水电费。我希望今后仍能不断地得到社工的帮助和支持。”

　　王瑞鸿：社工不仅仅是帮人戒毒

　　37岁的王瑞鸿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副教授，也是辅导社工开展工作的督导员，“社工工作不仅只是帮助人们戒毒，而且还涉及老人、儿童、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王瑞鸿说，督导员就是起一个桥梁作用，他根据及政府的政策精神、意图，结合具体案例对社工进行指导。督导过程是个双方受益的过程，对督导员来说，结合案例进行理论分析，加深了对督导工作的认识，积累了实践经验；对社工来说，在督导员指导下开展工作则是个很好的业务成长过程。

　　“以戒毒社工为例，一些社工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再加上受了媒体宣传的影响，把吸毒人员妖魔化，对吸毒者有偏见，这就需要我们给予科学指导。譬如，我遇到过一个社工，刚开始时我让他深入到帮助对象家里，他感到很害怕，说这些吸毒者都没有理智，万一他们给我扎一针、强迫我也吸毒怎么办？我对他说，常人都知道礼多人不怪，你只要对他说明你去是为了帮助他，他不会对你怎样的。后来，这位社工慢慢地与帮助对象建立了联系，并切实帮助吸毒者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取得了对方的信任。一年后，在社区评选时，这位社工被评为‘优秀社工’。”

　　谈起专业督导工作，王瑞鸿滔滔不绝：“有些社工和吸毒人员接触一段时间后，就不知该如何做了，这时就需要督导员从理论上、方法上给社工以指导。”王瑞鸿说，在具体的操作中，他们在社区推出了“把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项目”的活动，精心设计了关于帮助对象吸毒情况的调查问卷，有针对性地组织各种活动帮助对象戒毒成功。譬如开展了“爱心家教”活动，专门请一些大学生免费给吸毒者子女做家教；根据吸毒者困惑多、渴望与人倾谈的心理，开设“开心吧”，使他们有个倾诉的环境和场合，这不仅是为了让他们宣泄，而且对戒毒有积极的治疗作用；成立了“理性自助会”，告诉他们戒毒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帮助他们摆脱“一日吸毒，终身戒毒”的错误观念，坚定戒毒的决心。

　　过去人们认为，有一个想复吸的人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因而“不能让吸毒者在一起”。在王瑞鸿和华东理工学院社会工作系其他老师的指导下，上海闸北区采取科学方法，成立了“女性沙龙”，大胆让戒毒者聚在一起，谈她们各自戒毒的体会。在这里戒毒沙龙成员不仅在精神上得到了放松，而且由于禁毒社工、戒毒人员及家属面对面地接触、谈心，使她们的心灵感受到了温暖、关爱，这对于吸毒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治疗过程，该沙龙成员每次尿检结果至今均为阴性。

　　“以前在河南郑州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那时觉得中文很切合自己脑子里的浪漫想法。后来年龄逐渐大了，思想也越来越成熟，发现很多深刻的现象解释不了，中文只给你一种感觉，却不能告诉你答案。而哲学就不同了，它是解释事物本质的科学。所以大学毕业后，在读研和读博时，我都选了哲学专业。”199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正赶上华东理工大学招聘社会系教师，王瑞鸿去应聘，从此后就留在了大学做教师。慢慢地，他发现哲学和社会工作学两者之间有着很多联系。他说：“哲学是讲如何了解人、了解社会的科学，而社会工作是助人自助，都是与人有关的，这也是我工作的意义所在。”

　　孙惠芳：当社工激发了我的社会责任感

　　说话频率较快的孙惠芳，长得小巧玲珑，身穿一件红毛衣，显得很精干。原本在证券业干了10多年业务员的她，怎么会放弃挣钱多的职业选择了待遇相对较低、工作又累还经常要受气的禁毒社工呢？

　　孙惠英说：“我是2004年通过招聘考试当上社工的。在这之前，我在无线电厂干过，后来又在证券行业干了10多年。我一开始干社工并不是因为喜欢才干的，而是干上了才喜欢的。”孙惠芳告诉记者，虽然证券行业收入较高，但由于所在公司本身不规范，总觉得再做下去没有稳定感。2004年6月，她听说上海要在全市范围内招聘社工，就报了名。层层笔试、面试过关后，孙惠芳成了一名社工。

　　孙惠芳说，社工的岗位是政府出钱买的，本科生一个月约2000元，专科生1500元。她说，当时自己并不太在意钱多钱少，也没觉得做社工有什么特别大的吸引力，只想找一份较稳定的工作，她说干上社工后，感觉自己是个“有组织”的人。

　　虽然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孙惠芳还是没想到，做禁毒社工会这么难。她有一个帮助对象，是位27岁的小伙子，不仅吸毒，还因斗殴坐过牢。孙惠芳上他家找了好几次他都不见，后来通过派出所民警帮忙才把他约出来。第一次见面时，孙惠芳对他说自己是社工，并向他讲解社工是干什么的，问他有什么困难，说自己愿意帮助他。但孙惠芳苦口婆心说了半天，对方却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都是孙惠芳一人在唱“独角戏”。

　　此后，孙惠芳又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可他仍是一言不发。孙惠芳不管他听不听，每回见到他都热情耐心地跟他聊天。终于有一天，他忽然走进社工办公室，孙惠芳很奇怪他竟会出现在这里，问：“有什么事吗？”他说：“没事我就不能来吗？”“当然可以，欢迎欢迎！”孙惠芳一阵惊喜，心想：“他终于肯和我说话了。”但对方接下来的一句话马上又把她打入冰库：“我想自杀，但不知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孙惠芳一听十分着急，一面稳住他，一面联系社区的心理医生。经过心理医生的危机干预，了解到这个青年人确实有自杀倾向。他吸过毒，又进过监狱，受到过一些负面影响，现在交了一个女朋友想隐瞒自己的过去，又怕瞒不住；说出去又怕女朋友和他分手，觉得很痛苦。此后，孙惠芳经常主动找他谈话，了解他的近况，得知他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性格内向，很少和父母讲话。

　　孙惠芳劝他和父母多沟通，对他说父母40岁才有你很不容易，为你吃了很多苦，要多体量父母。慢慢地，他变得愿意和孙惠芳讲话了，回家对父母的话也多了。虽然最终这位帮助对象还是失去了女朋友，但他已能够现实地看待这个问题了。现在，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孙惠芳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社工是个很高尚的职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工作就不仅是为了挣钱了，再不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就没机会了。我觉得社工是很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别人、尤其是帮助对象的家属对我们真的很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我不能向他们保证什么，但每次一见面，他们都说一肚子心里话没处可讲，跟我说说就痛快多了。另一方面，以前我干证券时，业绩再好也没人采访我，如今做社工，接触的人都不同了，我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了。”

　　【社工】：不少人认为“社工”就是“义工”，或者将其认作国外版的“居委会干部”、“家政服务员”。事实上，社工和居委会的工作以及家政服务员有很多不同：前者主要是利用科学方法开展工作，而后者工作中的经验成分比较大。

　　社工是社会化服务，而居委会偏重于行政管理；社工也不同于义工，义工不收取报酬，而社工是一种职业，是收取报酬的；社工更不同于家政服务，家政服务以赚钱为目的，社工是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职业，而且，社工必须是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以及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爱心的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