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建
据《新京报》日前报道，北京昌平老北京微缩景园外的某饭庄，一个自称是扮演过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在游客就餐间隙，装扮毛泽东，不但模仿其语言举止，而且游客愿意的话还可与之合影，但每人每次得交费二十元。
消息传出后，一片哗然。有人认为“此举有损毛主席的名誉权”，有人认为“不严肃”，还有人认为是“破坏伟人形象”。一位曾在话剧、影视剧中多次塑造毛泽东形象的特型演员说：“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对特型演员的要求很严格，不仅是身高体形要像，个人素质等方面要求也非常高，都要经过政审。”他认为：“个别人借助与毛主席相像，模仿伟人举止赚钱，会对伟人形象造成很坏影响。”
此人此举是否损害了毛泽东的名誉权或肖像权，以及此人并没有扮演过毛泽东因而涉嫌欺骗，包括经营这家饭庄的老板是否在经营举措上违法，这些问题自有法律专家们去打理，我无意关注。使我感兴趣的是以上批评所折射出的文化心理。
不妨先讲一个留美学者丁林给我讲的俄罗斯套娃的故事。一次在逛一个山区小镇艺术节的时候，丁林遇上了卖正宗俄罗斯漆器套娃的俄国人。谁都知道，俄罗斯套娃是俄罗斯传统工艺，大娃娃里套着小娃娃，一个套一个，有时能套十来个。那天丁林见到的套娃是什么呢？原来是俄罗斯的“领袖系列”，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一“夫”套一“夫”。传统套娃是卡通性质的，领袖们也跟着卡通起来，那些漫画变形的卡通，别的不说，先就粗了脖子。但这样的俄罗斯套娃却能大行其道，并没有人指责有什么不妥之处。
在现代政治体制下，领袖人物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上岗，本来就来自民间的他，不可能从民间产生神圣感和伟大感。他当然可以是一个伟人，因为他的业绩，但根底他却是一个凡人。作为凡人，民间不必仰望着他，也可以拿他开开玩笑。这本来就是一件不需要严肃的事，更谈不上什么破坏。一个领袖，只有他自己的行为能破坏自己的形象，从来没有别人破坏的份。再者，惟其是领袖(现在的或已故的)，在公共领域中，他就没有一个普通公民所能享有的不能侵犯的名誉权和肖像权。他之所以不能享有，是因为他已经享有了普通公民所不能享有的巨大的公共权力。在得到“权力”的同时，损失一些“权利”，这是制度设计上的公平；何况这里还涉及民间对领袖的公共监督等问题。
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欧美，它不但会受到制度保护，而且压根就不会成为问题。
从文化心理上说，我们所以认为“不严肃”、“破坏”、“很坏影响”，是一种伟人心理在起作用。在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国人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心理——天子级的伟人与民间无关，他们被套上“奉天承运”的光环，他们非神即圣，是需要人们毕恭毕敬永远仰望的对象。这样的遗毒现在仍有残余，于是，像这样既照相又收钱，当然是十足的“破坏”。
毛泽东当然是一代领袖，但毋庸讳言，我们经历过一个造神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结束，但它留给我们的心理并没有随之结束，这种心理结胎于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类似于欧洲的中世纪)。马克斯·韦伯说，欧洲的中世纪是靠“神圣魅力”进行统治的时代，而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或“现代”，在文化心理上的重要特征，就是“驱魅”。应该说，我们现在还处在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魅影”还仍有残余。要不，为什么会出现“破坏”之类的批评语汇？它不是法理性的，而是忌讳性的；忌讳是因为忌讳的对象是伟人。因此，就此事来说，不在于它可否批评，而是如何批评。正是在后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到，那潜伏在批评后的文化心理，离“驱魅”的现代还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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