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百万日本侨民遣返 人民期盼中日永不再战

　　国际在线消息：59年前的1946年5月7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二，二战后最大的侨民遣返行动在中国东北拉开帷幕。

　　湛蓝的海水轻轻拍打着辽东湾的海岸，简陋的葫芦岛港码头上，2489名日本侨民正通过又陡又窄的舷梯登上两艘轮船。

　　汽笛响起，不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女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因为他们这些“战后弃民”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因为他们难忘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这一天到1946年12月25日，在232天的时间里，经葫芦岛港遣返的日本侨俘共158批，总计1017549人（含日本俘虏16607人）。平均算下来，每三天就要走两批，一批6400多人。而最多的一天（9月4日）连发4船，遣返了15908人。在全球遣返侨民的历史上，从一个港口送走如此之多的人员，称得上史无前例。

　　由于诸多原因，这段经历几乎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将其揭秘，以飨读者。

　　从“人上人”到“难民”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14年，从国内移民到中国东北的人数高达160多万人。当时，东北各大中城市风景优美的地区，多半划为日本人的住宅区。在广大农村，日本移民“满洲开拓团”也享有特殊待遇：日本政府不但予以较多补贴，每户还给耕地、草场各10町步（1町步约合1公顷），而这些耕地草场原本是中国农民的。在“太阳旗”的庇护下，许多日本侨民自视高中国人一等，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巨大的伤害。

　　眼看着战局日益吃紧，在东北的日本高官家属和富有的侨民十几万人如鸟兽散先行撤离。而天皇投降诏书一下，东北的百万日侨瞬间便成了“难民”。更让这些日本侨民心寒的是，日本政府采取“弃民”政策，使他们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当时，许多日本侨民从四面八方涌向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城市，不少人不敢走大道，在深山老林和荒郊旷野昼伏夜行。数以万计的妇女儿童流离失所。据日本编纂的《满洲国史》记载，仅在战败后溃逃过程中自杀、饿死、病殁的日本人就达到174022人，其中“开拓团”的团民死亡了78500人。侥幸活下来的日侨，绝大多数汇集到难民收容所中，苦苦地等待回国。

　　从葫芦岛遣返回国的平吉子与菊地荣是亲姐妹。据她们回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消息传来，她们全家就从北满仓惶逃离。当时，他们扔下家里的牛、马，只背了一些干粮，父亲还背了一支猎枪和一张渔网，怕万一路上找不到吃的捕条鱼打个兔子好充饥。到了绥化，全家听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便在飞机场的仓库苦候了一个月。这中间，父亲因患斑疹伤寒而死，9岁的妹妹死于营养失调，22岁的姐姐因腹膜炎病故。

　　《朝日新闻》资深记者安藤信一，兄弟姐妹7人都出生在中国。日本战败后，全家穷困潦倒，哥哥抑郁而死。遣返登船前夕，患病的弟弟突然病情加重，父母只好让5个孩子先走。一个月后父母回国，但小弟弟却病殁在葫芦岛。忧郁过度的父母回国不到一年也双双身亡。

　　当时在哈尔滨日本难民联络会工作的村井光雄先生回忆说：1945年10月以后，桃山小学难民收容所每天约有30人死于饥饿、寒冷和斑疹伤寒，男女老少的尸体都堆放在学校操场上，直到第二年5月，才用马车将这些尸体运送到公共墓地安葬。这些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殉葬品。

　　国共美三方合作遣返日侨

　　作为“二战”中承受最大民族牺牲的战胜国，中国人民无法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无法忘记中国富饶的物产被劫掠，无法忘记中国成千上万老百姓死于日寇的屠刀下。但是，中国人民在胜利后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而以最博大的胸怀、最人道的态度开始遣返日侨工作。

　　东北光复后的第四十四天，即1945年9月29日，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中，就提到“东北（满洲）日本人遣送计划”。

　　1946年，经当时的“军调处三人小组”（美国马歇尔、中共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张群）协调决定，除丹东的日本侨民7.5万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经朝鲜遣返、大连的日本侨民27万人由苏军直接遣返之外；在东北地区的其余日本侨民全部集中到葫芦岛港进行遣返。

　　尽管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控制东北争夺激烈，军事摩擦不断。但是在遣返日侨这件事上，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相互协调，互为方便。当时，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约有30万人，国民党控制区内的日侨有80万人。双方经协商，决定分批分期有序遣返日侨。当时国民党东北行辕成立了日侨俘管理处，处长和3名副处长均为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驻沈阳代表饶漱石、伍修权等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遣送日人管理处处长则由李敏然（李立三）出任。

　　整个遣返日侨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法制和秩序的过程，是自始至终充满人道主义的善举。在当时制定的计划中，反复强调“为便利日侨和减少途中困难，以保全家老小一同遣送为准则。”“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它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中国政府仍拨出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和13441节火车皮，以供遣返之需。据《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仅1946年5月至8月，遣返经费开支就达14711.9218万元（东北流通券），其中仅日本侨民伙食费就支出了1.2亿多元（东北流通券）。中共控制区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也签署命令，要求对遣返日侨中无力购粮者“可按旅程日数发给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十五元菜金。”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给日侨中的小孩老人腾出热炕，端水送饭。有一次，葫芦岛的日侨转运所爆发霍乱，致使数以万计的日侨滞留沈阳，薪材出现短缺。中方立即从抚顺紧急调运燃煤500吨。为了保证日侨俘及时治病，在葫芦岛还专门设立了有外科、肠道科和妇产科的医院，并保证了足够多的床位。为了便于日侨了解遣返政策和进程，中方甚至还办了一份日文的《东北导报》，前后共出版了498期。

　　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实行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日本人自己编写的《满洲国史》也承认，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发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1946年8月21日，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开始遣返，仅用一个月时间，除部分留用人员外，182222名日侨就全部遣返完毕。国共双方在遣返日侨行动中信守诺言，没有哪一方趁机骚扰或打击对方的军事力量。

　　在遣返日侨过程中，当时的美国政府也做了许多协调性的工作，包括为大遣返急调120艘船只，其中既包括第六舰队的大型运输舰，也有日本的民船如“北斗丸”、“大郁丸”等。这些舰船日夜穿梭，往返于葫芦岛港和日本的佐世保、博多、舞鹤等港口，航次多达800余次，最终完成了任务。

　　人民期盼中日不再战

　　光阴流逝，“葫芦岛日侨大遣返”转眼已经过去59年了。

　　尽管物是人非，斯人已老，但历史是不应忘记、也不容忘记的。

　　1994年，当年被遣返的国弘威雄先生来到葫芦岛市。遣返时国弘威雄先生只有13岁，现在是日本知名作家。考虑到日本七成人民是战后出生，国弘威雄最大的心愿是将那一段历史拍成一部纪录片，“一方面是警示不要重蹈覆辙，永不再战；另一方面是告慰被战争夺去生命的地下亡灵。”此后的3年间，国弘威雄的剧组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地区、到美国和新加坡，四处搜集相关素材和资料，葫芦岛市有关方面对此予以大力协助，最终完成了自叙形式的大型纪录片《葫芦岛大遣返》。1997年，该片在日本首映，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桥本龙太郎发出贺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出席了首映式，并称赞国弘威雄是有正义感的作家。

　　当年受到中国人民善待的日本侨民，始终铭记那一段历史。他们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撰写回忆文章，到中国寻访救命恩人，捐资帮助中国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表现出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从葫芦岛遣返回国的穗刈子男，现在是日本林友株式会社董事长，并兼任松本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他十分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认为它给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造成了灾难。这些年来，穗刈子男多次到中国东北访问，并在他当年生活过的吉林省梨树县捐建了一座现代化小学。他强调不能忘记历史，要向青少年全面、真实地介绍历史的本来面目，避免再犯历史错误。

　　现年65岁的谷口睿子女士，当年姐弟4人从葫芦岛港归国，如今成为一名艺术家。她在日本接受葫芦岛市新闻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侵略东北，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造成了巨大伤害，两国应永远和平，永不再战。

　　日本的博多港竖立着一座帆形纪念碑；日本的佐世保港的方柱形石碑上书写着“引扬（即从海外回国）第一步地”；中国的葫芦岛海边，也立起了一座日侨俘遣返之地的标志碑。但这些纪念碑再雄伟再壮观，也难比人民的口碑和历史的丰碑。留存人心中的纪念碑是万代永存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人道主义与热爱和平的精神！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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