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20年了，巴金先生1985年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之后，终于有一座文革博物馆诞生了。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广东汕头市澄海区，今年元旦建成开放(《南方都市报》5月4日报道)。它偏居沿海一隅，已让一些人诧异；它出身民间，更让一些人失落。然而，此二者，我却要为它们叫好。
我能理解人们的诧异和失落，因为我们心目中的此类博物馆，从来都是由政府出面，财政出钱，国家级的组委会牵头，国家供养的专家出方案，国家信得过的建筑公司出劳力。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在读到巴金先生的倡议之后，脑子里一直就是这样想的。
我认为，这么多年来，那么多响应巴金先生倡议的人们，其奔走呼号之中，有相当多数都是只知道盼望政府的，“所作忠而言之兮”，“待明君其知之”。这也是为什么只要国家不立项，这个倡导就只能是一纸空文的原因。
直到这第一座文革博物馆诞生，我重读巴金先生的那篇文章，才为自己的脑子感到羞愧。那篇文章在开头和结尾都强调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呼吁政府建立文革博物馆，以其公权力号召全民反思那十年浩劫当然没有错，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巴金先生所强调的“每个中国人”，显然包含了民间的力量。
汕头澄海的这座文革博物馆，它所在的地方，所属的性质，恰好证明，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记住这段历史，也都有能力书写这段历史，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方式。这是它的第一个意义所在。
第二，不管建馆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它的民间性质，是对“文革”浩劫的最有力的反正。众所周知，“文革”中最大的破坏，乃是对民间和私有的绝灭，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文化上的，一切私有性质都是“毒草”，一切民间文化都是“四旧”，惟公为大，惟上是从。此种毒害之深，至“文革”结束之后，亿万受害者，只知道哭诉冤情，翘首平反；昭雪之年，大有春风遍泽、皇恩浩荡的气象。因此，民间地位的确立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一直是近30年来对包括“文革”在内的错误政策的反思的关键。
就博物馆本身而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私人博物馆在中国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北京有一家被称为中国首家私立博物馆的古典艺术博物馆，是在1996年才获准成立的。又直到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出台，民间文物收藏才有了合法地位。而世界上一些著名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都是从私立发展而来的。据称，美国目前有约5000座博物馆，私立占60%，而中国的2000座博物馆中，私立仅占1%。如果你也同意博物馆是文明的一个象征，那么请你用两国各自的博物馆数除以该国人口数，看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有多大。毫无疑问，美国博物馆文化的发达，与其私立昌盛关系重大。
第三，这个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是对民间公益事业与道义担当的一个鼓励。中国经济发展之后，民间性质的公益活动与公共建设越来越多，但是正如该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所呈现的，对于需要道德勇气的公益事业，仍有不少人退避三舍，或者草草打发。我当然承认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也并不责怪那些在赌场一掷千金而在此项请求中一毛不拔的人们，但是我仍然认为，人类的进步、尤其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道义担当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