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战地记者的战争感悟

　　一个中国战地记者的战争感悟

　　战争就是最直接的打着文明旗号的野蛮

　　在越南战争期间，一位美国少女曾经写过一首感动了很多人的诗，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有许多事你都没有做，你一直容忍我保护我，有许多事我都想做，等你从越南回来，但是你没有。

　　这首诗和诗中的悲伤伴随了少女一生。那个写诗的少女已经故去了,但是她的悲伤并没有死去,仍然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徘徊,折磨着千千万万有着同样故事和期待的少女。

　　在对待战争等人命关天的重大问题上,记者虽然不一定要愤世嫉俗,但记者必须时时存疑。1965年到1966年期间，正在进行越战的美国政府每日发表的战争公报展现着一片美好的胜利景象。但是很多战地记者采访的结果，却使新闻界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发生了动摇。最后，“越战必胜”假象破灭，50万美国人为此丧生。

　　当战争的发动方一遍一遍宣称战争的种种“正义理由”的时候，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怀疑是理性的基本形式，怀疑也是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在战争的恐惧下，和平成为人们最大的梦想。战争也许符合某些人的所谓利益，但是战争摧残的却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平。

　　伊拉克电视播放了美军战俘的镜头后，我的一位邻居在报纸上读到消息后连连叹息。她说，那些能够决定战争的人应该自己走上前线，去体验风沙和遭遇战，最好“让他们自己也被俘虏一回”。

　　电影《英雄》通过黑泽明式的风格和美丽得并不真实的镜头，宣扬了“苟为天下战争可也”的思想。影片中秦王为什么选择杀戮和战争？因为他心中有“天下”二字:统一天下比天下人丧命流离更重要。连预谋刺杀暴君的刺客了解到这一点时，他们也放弃了刺杀。在历代的小说中，做大事而不顾小民死活的观点也颇为流行。

　　人类至今没有进入一个对这样的“英雄”说不的时代。很多人依然相信战争能够推动历史和人类的进步。事实上，杀戮从来都不是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不会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历史不是在残暴和战争中进步的，历史是在反对、防范残暴与战争中进步的。

　　我想，没有明天的一天无论对谁都是悲哀的。也许大自然就是要通过战争这种东西来说明，生命还有比在战争中死亡更有价值的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战争可以消灭敌人,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和消除矛盾。同样,武器可以决定战争一时的胜负,但是武器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信念。人们的思想和信念只能在交流和沟通中融合升华。

　　为了区分不同的人类群体和历史阶段，人们发明了诸如“文明”、“野蛮”等词汇。但是事实上，很多人类团体在宣布他们“文明”的同时，他们却进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野蛮。比如，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文明”，战争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规模和破坏力方面空前增加，地球自然环境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也直接受到人类“文明”的威胁。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种野蛮就叫做“文明”。

　　战争就是最直接的打着文明旗号的野蛮。战争也许可以暂时改写历史，但是真正创造和主导未来的，只能是和平。

　　媒体总是习惯性地把一个生命的非正常消失笼统地称为“死亡”。其实人类为不同的死亡发明许许多多不同的称谓:丧生、遇难、牺牲、就义……等等。动物只有一种死亡,而人类有太多不同的死亡,但是在战争中没有死亡,只有“杀戮”和“屠杀”。

　　很不幸，屠杀是人类的专利，而历史证明，很多所谓更“发达”、更“文明”的人类群体只不过是拥有了更多的这种专利:历史上的战争，如果不是全部，那么至少是大多数的战争都是“文明团体”向“非文明团体”发起的。

　　随着暴力的继续,在杀戮中“死亡”的人数还将急剧增加。这些不幸者在有些人眼里也许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他们不是,他们也是像所有暂时还活着的人一样，有家庭,有儿女,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爱好。他们的血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生命一点不比我们更加不重要——对于每个人的亲人来说,死只能有一个意味,那就是死的那个人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

　　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不热爱和平的民族,但是我们经常不明白,为什么往往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为了和平而彼此厮杀?我想,和平就是和平,和平不是杀戮的遮羞布。

　　战争摧毁了成年人的和平信念，也在少年人心中播种下仇恨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战争——无论以何种名义的战争——称为邪恶的理由。我想，对于战争来说，没有理由只有借口。　文/《瞭望东方周刊》前驻耶路撒冷、巴格达记者聂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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