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精英症(组图)

老蒋／漫画向春／制图

　　因为要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精英们身受“重伤”

　　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师欣

　　精英病了

　　“我每天夜里睡不着觉，到早晨8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骑着自行车都去上班，你还没有入睡，你在想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能做，你就不能做，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

　　“我病了。”

　　“我得的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

　　2005年3月，借着《艺术人生》崔永元向他的观众说出了他离开《实话实说》的原由。

　　“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实现的，所以某些想法就叫想法，有些想法就叫理想，还有些想法叫空想，还有些想法叫妄想。”

　　如果一个人总是妄想，那这个人就是有病。

　　但这又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病，或者是一种病人不愿意说出口，正常人无法理解和想象的病。

　　“比如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觉得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了，就是以前火，现在不火了，所以现在受不了了，都是在这样想。”崔永元说。

　　“实际上它是一种病，那么就要吃药，有的时候比如当我很有耐心或者很有精力的时候，我会慢慢讲一点给他们听，有关抑郁症这方面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不耐烦了，实在不耐烦了，我就说，如果你要觉得我没有这个病，你把我的药吃几片试试。我吃那个药，两粒三粒，我早晨五点、六点、七点、八点……才能睡着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病的人，他吃了这个药，他可能三天都睡不醒！”

　　崔永元是极少的公开说出自己有这种病的人，他不但说了而且语出惊人：“得抑郁症的基本都是天才！”

　　崔永元话音尚未落定，4月10日著名画家陈逸飞59岁逝世，似乎是为“天才”做出的一个注脚。如果按图索骥，春节前短短4天内，清华大学相继有两位年龄不到45岁的教师“突然”死亡：1月22日晚，36岁的清华大学电机系讲师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四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与世长辞。接着就是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猝死时年仅32岁。再早前，还有去年均瑶集团总裁王均瑶英年早逝；爱立信中国区负责人杨迈猝死在跑步机上。而和他们关联的词是：过劳死、亚健康状态、心力衰竭、心理危机。而将他们的社会身份加以串连，尽管未必是“天才”，但大多是学者、科学家、知名人士、艺术家、企业家、高级经理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成功、财富、名誉、智慧，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是强者，是胜利者，但是，这些光环的另一面却往往是软弱的真相。很多人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置身精英行列，同时却发现自己也成了“精英症”患者，面临精神、身体的双重危机。

　　几年前，年仅29岁的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范肖冬说，抑郁症是心理疾患的一种。抑郁症患者50％有自杀行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自杀成功。抑郁症对人类的危害在2020年预计将会排到第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优秀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越大。

　　高压力人群

　　“最近像韩国的李恩珠，包括张国荣，还有好多好多人——海明威、川端康成，那都是大家，但都是因抑郁症自杀的。”崔永元说。

　　四组来自四个不同方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精英之病。

　　来自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责任公司的是针对北京大公司的白领精英的。零点公司采用专门的心理学测评工具“枯竭量表”，对415位北京“白领精英”的调查，以评估他们的心理疲劳程度，如果达到3级就意味着心理疲劳非常严重，身心健康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而最终是心理疲劳程度在等级3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了61.4％，心理疲劳的表现是：容易疲倦；缺乏精力；容易生病；脸色不好，与家人或朋友的沟通越来越少；容易忘事；容易忧虑、发愁；有迷失感，难以开心快乐，易急躁、发脾气。

　　来自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和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的调查是针对中国高级经理人的，有1576位高级经理人参与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的压力状态(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心理衰竭水平、压力来源、压力应对方式以及对心理调适的看法等等，结果是70％的接受调查者感觉到压力的困扰。

　　这次调查用到了一个心理学的专用名词———心理衰竭(burn－out)。这种状况被描述成身体、情绪和心理上消耗殆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将体验到持续的身心疲惫不堪、厌倦沮丧、悲观失望、失去创造力和生命活力，是身心健康的最严重后果。

　　这项调查显示，中国高级经理人有27％较高的心理衰竭水平。

　　第三组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陈龙教授的。从2000年起持续至今，中科院以开滦煤矿作为个案，研究“社会转型期间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急源和心理健康”问题。开滦煤矿是中国第二个企业，有11万多人，能反映出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的所有问题。1995年－2000年间，这里群众上访来信上涨3倍，因精神病入院人数上涨3倍，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有干部死亡，都在四五十岁。调查显示了一种规律：职位越高，承受压力越大，心理出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参加调查的人当中有31.95％和11.21％的人分别曾经患有或正在患有恐怖症、焦虑症、强迫症、抑郁性神经症、疑病性神经症、癔症、神经衰弱等神经症。

　　第四组来自媒体的报道。有媒体称：国家体改委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公布了一份跟踪近10年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9岁降至调查时期的53—5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近20岁。而在上海地区，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早逝3.26岁，其中15.6％发生在35－54岁的早逝年龄段。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大约超过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之多。

　　身体对意志的反抗

　　李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下尿了裤子，他觉得自己完了。“那是一种濒死的感觉，我再也不能用意志控制自己了。”他向北京市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姜凤英绝望地诉说。

　　李是一名中关村的成功人士，有车有房，连续两年来他“全身都是病，但就是查不出哪里有毛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做过三个心电图，一年做了5次胃镜，查了脑CT，做了冠脉造影———那是一种非常难受的检查，从大腿部切开，沿静脉将探头伸入心脏。结果是他没有任何机体性的病变。

　　两年没有性生活了，妻子总是怀疑他，两人感情已到了离婚的边缘。

　　姜凤英医师说，李先生是典型的抑郁症伴惊恐发作。但是他一直都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而根本就不想，或不愿想是自己的心理有了病。

　　有很多的心理疾病患者，在最初的诊断中都以为是生理疾病，通常经过一到两年的折腾，才会来找心理医生。对于很多人来说，除了有关知识的欠缺之外，更多的是不愿也不敢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心理疾病在中国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病。

　　在中国，精神疾患还是个相当隐蔽的杀手。通常最初的反应是会感觉到疲倦和累，抑郁乏力，甚至会出现心悸头疼，或者胃溃疡出血或者发生器质性的改变，表面上看是某种慢性病，实际上是长期的紧张压力抑郁等心理因素所致。

　　姜凤英医师根据临床总结出一条规律：遇到困难把原因归结为别人的人多患有焦虑症，遇到困难先责备自己的人多产生抑郁症。而焦虑和抑郁与追求和愿望成正比，与自信心成反比。职位越高、收入越高压力越大，压力越大，抑郁焦虑的可能就越大。

　　吴力是一家报纸的从业者，刚刚步入30岁的他感觉自己步入了精英阶层，因为他是在全国最好的媒体里写着相当不错的新闻。“刚刚才两年多，恐惧和恐慌就袭击了我。”吴说。

　　“感到恐慌时，我会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大灯、小灯、厕所的灯，包括鱼缸的灯。”

　　“我对阴天变得特别敏感，会无端地发脾气，无名火会腾地一下串上来，喜欢打电话，爱发电子邮件，想找人倾诉。”

　　“酷爱打电子游戏，那种和敌人对射的，一次要打100多元的，如果今天打到了最后一关，觉得一切都畅快了，如果打不到，会很烦”。

　　“烦的时候就拼命吃冰棍，或者开快车，拐大弯，或者倒车的时候一把倒进去，发泄，要不然就是想抓住谁暴打一顿。最后受到伤害最重的是身边最亲的亲人、妻子。”

　　吴力并不认为自己是有了心理疾病，他认为这是在压力下的心理应激反应，自己还能够控制，至少“没有酗酒、抽烟、吸毒”。

　　“有时候人病一病是有好处的，人得了病就可以免除很多责任。每个人至少同时扮演着十多个角色，每时每刻都得演得很好，不让他们互相打架，精英更是如此。但只有一种角色，可以推掉所有角色，那就是病。”北医六院的一位心理医生说。

　　但是很多精英的特殊角色意识常常要告诉他总比别人强，别人能出错他不能，别人能生病他从来都不生病，这样绷着绷着，最后就断了。

　　“有很多人心脏疼，胃疼，半夜到急诊室抢救，还有怀疑脑子长瘤子，其实都是疑病症。是心理疾病的躯体化症状表现，这是身体反抗了，再也不听意志的命令了。”

　　有消息说，英国已经把因心理疾病引发的症状，列入第二大工伤。但在中国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个人性情与性格所致问题。

　　卢燕是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公司的一名心理咨询师，这家公司是第一个在国内做员工帮助计划的专业公司。卢燕向记者描述了她在中国的大型企业中看到的状况：30－40岁的企业骨干在工作岗位上中风、心梗；企业工作绩效大幅下降，员工对企业感到不满，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卢燕把这种现象称为“员工职业枯竭现象”。 越是精英，工作压力越大王景春／摄

　　心理门诊爆满

　　陈言斌被严重的失眠症击倒了身体。“两脚像踩空了一样。心里发虚，深不见底。”

　　据《北京晚报》报道，由北京律师协会组织5000多名律师进行健康体检，他们年龄集中在20－40岁之间，其中体检结果均正常的仅有134人。在分析汇总结果时，医生提到最多的疾病源都是：“心情紧张”、“精神压力过大”、“体力活动减少”。

　　陈言斌就是4000多名身体不合格律师中的一员。当年从政府机关辞职，进入律师事务所，又孤身闯北京求发展，困难重重。

　　2001年，37岁的陈言斌来到北京。“那时候，家里刚贷款买了新房，太太为照顾幼小的女儿，一直没有上班。”他却为了打开在北京的局面，整个上半年，光请客吃饭、交通住宿就花了6万多元。“小案子不愿意接，大案子也没有。根本不知道什么时间能挣到一笔钱，却一直往外造钱。”

　　那是正常人无法体味的痛苦。陈言斌夜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早上起床后，看见什么都想发脾气，双手不停发抖，恶心，头痛欲裂。“甚至想撞车，想跟人打架，想自杀。”他发现很难述说那种状态。“好像一个自来水管，你想关它，可关不严实，直滴答水；你想放出水来，又打不开。”“躺在床上，就像看西洋镜一样，眼前全是虚幻的意识。浑身累，太难受啦。”

　　“那个制造大连空难的人的行为我能想到。”坐在灯火通明的必胜客餐厅里，陈言斌冷不丁提及2002年大连空难，显得有些突兀。“他在外人眼中，是一个硕士，有自己公司，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不足40岁，这样行为匪夷所思。但是我能理解。这种小有成就的人都有很高的期望，奋斗到这个年龄，还处于一般水平，就觉得这一生没有太大希望了。”

　　随着手头处理案子逐渐增多，朋友也越来越多，陈言斌的压力没有最初那么大了。但是不可抵挡，成为条件反射般的结果是，周一到周五不自觉压力大，经常睡不着。到了周末，睡眠踏实许多。

　　心理疾病的高发带动了对心理医生的需求。北京康亚医院和北医六院合作建立的心理咨询门诊，A类专家每50分钟的心理会谈时间是1200元，B类专家是800元。而相当一部分到这里来就诊的人，在北医六院根本就挂不上号。

　　压死人的“最好的”

　　2005年1月5日凌晨4点猝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萧亮中的电脑上记录了他最后几天的工作情况。

　　2004年12月31日，工作到凌晨2点43分；2005年1月1日，工作到凌晨1点36分；2日，工作到22点32分；3日，工作到23点53分；4日，工作到凌晨3点零7分。4月5日，4点钟妻子听到他睡梦痛苦的呼叫，紧急抢救无效而亡。

　　卢燕，职业心理咨询专家，她所服务的企业的精英给她的强烈印象是：银行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在晚上8点以前下班的，网络通讯公司对员工的要求是必须24小时开手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她说了一个故事：他们在一家通讯公司做员工心理帮助的时候，要求在场的所有人把手机关掉，安心地放松8小时，但整个培训场不停地有人出出进进接手机，都说是重要客户的来电。他们随时处于工作状态，焦虑水平极高。

　　精英的问题还不仅仅是高强度超时间的工作。

　　崔永元在做节目的时候被人称作工作的疯子。“我们当时做《实话实说》的时候特别投入，我觉得我发病都跟这有关系，有点钻牛角尖，希望每一期节目都做好，希望一期比一期精彩，老是这样想，有这个责任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痛苦。”

　　不肯放弃，不肯降低标准，最后的结果是导致自己痛苦。这就是精英的痛苦，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在痛苦中麻木，有的人在痛苦中发疯。

　　精英分子总是一个社会中最有责任感的人，这种责任感成为精英的一种内驱力，成为自己审视自己的一个标杆，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的时候，直接受到伤害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这一点也被心理学家所证实，美国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抑郁、焦虑、失眠、强迫等症袭击的往往都是有抱负、有创意、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这样的特质描述，与城市精英层是不谋而合的。

　　“如今，在特定行业，如IT业、媒体从业者、名牌大学老师以及发展速度过快企业中，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压力。”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张西超博士如是说。这份压力来自工作，却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袭击他们的身体、身心、社会关系以及家庭生活。

　　要始终保持一个姿态：最好的，最好的，永远都是最好的。这是精英永远的姿势。强大的社会关注度是一种推动力也是一种压力。

　　“一个人从海拔1至5000米的时候还比较容易，但一旦从5000米到7000米的上升，你试试！太难了，这就是越是精英越难做。”一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说。

　　“精英的生活伤害了我，”吴力说，“我在物质上更虚荣了。过去兜里装着几百块钱就挺快乐的日子一去不返。”

　　他说，社会给你摆出了精英的生活图景，而这一图景更多是表现在物质上的：你的消费高于他人，你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你需要住在更高尚的小区里，你不用和别人一样挤公交车，这是基本的物质需求。

　　吴力说，贷款买房的时候，没有觉得有多大的压力，但住了好房子了，就需要和它配套的东西，养一些名贵的花、好看的名贵的鱼、漂亮的装饰，小区里有很好的会所要去健身……“精英生活是个套儿，当你一旦钻进去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吴力说。

　　危机好象商量好了一起袭来的。当你身体垮掉的时候，你也许会一下子发现你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因为你日夜努力地工作，而你已经找不到和妻子沟通的途径；你也许会发现你的孩子也出了问题，你已不知不觉地疏远了家人，孩子的成长因为没有你的参与而缺失；你还会发现你和同事的关系并不好，因为职业而把朋友“做死”；最后是自信心的彻底垮掉，对身体，对所有的一切的自信。吴力对精英的生活如此描述。

　　在很多精英看来，社会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看不见的尺子，在推动着，在衡量着。你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就获得什么样的压力，获得什么样的焦虑。“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生活品质的看法，因为这标志着你的职业生活。我也同样在乎别人对我的工作成绩的看法，这是对我的素质和能力的评价。借用司马光的一句话：‘由俭入侈易，由侈入俭难’，那个标准就在那里，你下不来了，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东西，它是一切的标准。”

　　“心病”？还是“社会之病”？

　　张本元向记者描述了一种“周期性崩溃”———一年中有几个月突然就不能工作了，那是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似乎健康自信都是在一瞬间被抽走的，这时他会出现恶心、心悸，完全不能工作。为此他曾长休一年多的假。后来每当“周期性崩溃”出现的时候，他就必须去深山里，不带手机、不带笔记本地过一段时间。

　　张本元是一家公关公司的总裁，是从国家机关辞职下来的，他说在他这样的企业里只看结果。他尚未掌握EXCEL文件的时候，就被发下一尺高的财务报表，一夜之间必须做出财务报表。

　　这种压力常常会变成动力。但长时间从早7点做到晚7点，人就会受不了。

　　还有随时的评价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公司有一个大目标，这个目标是和职务挂钩的，你给公司带来多少收益一目了然。面临时时的考核和评价，更多的人是频繁地跳槽。“CEO这几年换得特别快，做不下来就走人，竞争激烈，同行恶性竞争，圈子越来越不好，人际关系很差。”张说。

　　这个总裁的工作一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半，周末有一天工作，另一天虽然不去公司，但要在家里工作到晚上11点。“精英症和急功近利有关。”以“北京病人”著称的李意欣曾是波音公司中国首席代表，27岁。1997年3月的一天，他的身体突然垮掉：先是失眠，很反常地头晕，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吃安定片也不见好。腹泻，怕见阳光，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的。说话说不出，感觉气是断的，“只能到喉咙这里”。走在路上，发现女孩子走得都比他快，走不了500米就满身冒汗。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1998年他辞去工作专心在北京养病，历时数年，耗费积蓄30多万。当记者采写此稿联系到他时，他说他已经基本康复了，并向记者畅述他的思考所得。

　　他说他的病是“心之病”，但还是“社会之病”。他说，工作强度不是压垮人的惟一因素。他认为，今天的健康命题应该是文化上的、价值观上的。另外，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鼓动欲望的话，它就能允许一个人花20年、30年时间去获得成功，而现在却仅仅给年轻人5年、7年的时间。”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阎巩固更倾向于在个体身上寻找原因。他认为本身敏感爱琢磨、内向的人，或者有过非良好经历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对同样的任务有不同理解，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承担自己不能承担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当然他也不排除经济社会造成人的企望太高，把人推到很高的位置上，而有些人又不会正确评估自己，于是出现断裂。而相应的社会解压机制，在中国还不够健全。李意欣说，在西方，你可以找神父，也可以找社会工作者，也可以找医生，来释放自己的压力，但在中国，你没有太多的选择。即使在医疗领域，对此类问题认识时间也不是太长。

　　不过，记者了解到，国内的一些大企业、银行、网络公司已开展了员工帮助计划，定期请心理咨询师为员工减压。易普斯公司今年在国内设立了一家企业家压力管理俱乐部，专门针对企业高层的心理问题。

　　“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美国《财富》杂志以这样的观点阐述现代社会对人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