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毒枭零距离接触(2)

　　记者与毒枭零距离接触：关于金三角和罂粟

　　小柠／文

　　罂粟属罂粟科草本植物，可以提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多种毒品。据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发现了野生罂粟，公元前1500年前后传入埃及，

公元初传入印度，公元6—7世纪传入中国。

　　唐代称鸦片为“底野迦”或“福寿膏”，完全是一种“舶来品”。18世纪70年代，葡萄牙人首开鸦片贸易，但规模不大。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并在1780年由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印度鸦片总代理权，鸦片输往东方的数量猛增，由此也拉开了西方殖民者在亚洲贩毒和种植罂粟的序幕。

　　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先后3次发动侵缅战争，最终使缅甸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英印殖民统治地区逐渐连为一体。与此同时，英国人将其先进的罂粟种植技术和鸦片加工、吸食方法传入到上缅甸，罂粟种植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随着跨境民族之间经常性的迁徙和流动，罂粟种植从缅甸传播到泰国和老挝，从而形成了毒品生产的“金三角”。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缅甸建立的罂粟种植基地，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鸦片王国”。

　　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种植罂粟是“金三角”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讲，罂粟的大面积种植改变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结构，他们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金三角”地区历来缺医少药，不具备最简装的医疗条件，而鸦片有治病镇痛的效用，于是食用量随之增多。而大批贩毒者的到来，更导致了“金三角”一半以上的可耕地全部用于种植罂粟，有些地方80%以上的土地都种植了罂粟。

　　白塔寨没有方便面，只有罂粟

　　100多年前，英国把鸦片的种子带来白塔寨，手把手地教会当地人种罂粟，从此罂粟在这片温暖干燥的土地疯狂蔓延。

　　100多年后，当地已经演变出一堆复杂的鸦片计量单位，同时却不能靠种鸦片填饱肚子。白塔寨的李思美没见过方便面，她的女儿梦想却是去邦康打工。

　　距佤邦首府邦康20公里，有一座英式佛塔，当地人叫白塔，古塔的所在地就是白塔寨。100多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种子带到缅甸北部，在原有的塔林前修建了英式前厅，手把手地教会当地人种罂粟，从此罂粟在这片温暖干燥的土地疯狂蔓延。

　　当我们到达古塔时，大片的罂粟地已经摇曳着嫩绿肥硕的果实，白色、红色、粉色、紫色的罂粟花星星点点间在地里，远处的两株大树，像情人互相依偎在罂粟地和天交界的地方。正在收割罂粟的佤族老太太唱起了即兴的歌：“鲍有祥来了，我们有地种了。鲍有祥来了，我们种大烟了。收大烟的人来了，我们可以换米了。太阳下山了，我还没吃饭呢。太阳下山了，我要回家去了……”

　　除了罂粟，被过度砍伐的山上最多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白色野花，那是被当地人称为“飞机草”的紫茎泽兰。这是日军侵略缅甸失败后从飞机上撒下种子，这种见地疯长的植物很快抢走了土地中所有的养分，邻近的植物都因为没有养分死去。而飞机草本身是一种没有任何用处的植物，它甚至有毒，连动物都不吃。它以用惊人的繁殖速度扩散，所到之处，土地变得贫瘠。

　　穷困的佤人在这块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和飞机草较量多年，也无法阻止它的蔓延。云南林学院有个如何消灭飞机草的课题，研究了几十年，却无能为力。但就是这样贫瘠的土地，罂粟顽强地在飞机草丛中划出自己的地盘，靠着烟农的悉心照料，盛放出绚烂的恶之花。

　　一块指头大的鸦片膏换一碗米干

　　尽管现代已经有很精确的秤，但佤邦的鸦片交易依然按照传统，用自制的天平称。一边放鸦片，一边放砝码。而砝码则千奇百怪，通用的是英国殖民时期发行的银元，叫老盾，铜制的小怪兽。在佤语中被称作“KANG SI”的也是砝码。一号干电池、AK-47步枪子弹都是砝码。

　　鸦片的计量单位是“拽”、“抗”、“夹”。1拽＝10抗＝100夹，一拽＝1.625公斤，一个半老盾和一发子弹都是1夹，两个一号干电池是1抗，一个大KANG SI是2抗，小KANG SI是1抗。由于这些复杂的计算单位，计算鸦片重量就变得复杂麻烦起来，时常看见交易双方煞费心思地在数子弹和老盾的数目。

　　罂粟被当地人称为“大烟”。他们将刀片磨到很薄，把四块刀片捆在一起，在成熟的罂粟果上轻轻划开，乳白色的罂粟浆液便流出来，等到第二天浆液干了变成褐色，便用特制的弯刀刮下来，这就是生鸦片。每个果只能刮下小指甲盖那么大一点。

　　白塔寨的罂粟是我在佤邦看到长得最大的。烟农们把鸦片沾上唾沫，一点点聚少成多地捏成块，用罂粟花瓣或叶子包起来。烟农们衣衫褴褛，几乎人人都赤着脚在地里干活，包括小孩，他们没有足够的鞋子穿，因为从事繁重的收割让他们双手变得粗糙，指甲缝里满是泥垢。

　　尽管不是第一次见到罂粟花，但眼前的场景还是让我睁大了眼睛。清澈的花瓣、嫩嫩鼓鼓的果实，不断灌到DV麦克风中的风声，佤族女人收割时脸上欣喜的表情，远处地里看守罂粟的窝棚，纯洁得让人无法联想鸦片之后的罪恶。妖艳的花已经被赞美得太多了，这些清风中摇曳的最后的罂粟果对于烟农来说，才是实在的物件——收割后的生鸦片可以直接拿到集市上去换钱，一块指头大的鸦片膏可以换一碗米干(类似米线的一种当地食物)，市值3块。这样的米干我在早上吃过，很快就饿了。

　　对于陌生人，他们对我们报以甜蜜纯真的微笑，罂粟浓烈的味道弥漫在山间，那不是被很多人用陶醉的表情赞美的异香，而是令我窒息的化学药品味。在以后的时日中，我不断闻到这样的味道，在烟农家里、在富人家里、在集市、在公共汽车上，甚至，在自己的衣服上——地里的罂粟浆液粘在我的衣服上，像鼻涕，衣服洗过后，浆液留下了浅褐的印记，像没洗干净的粪便。

　　一天能卖三十块米干

　　我们认识了一个叫李思美的汉族女人，她是偌大的罂粟地里唯一能不说佤语而说汉语的人。其他人都是佤族人，无法交流。

　　李思美的家在离古塔7公里远的登俄乡，因为她家的罂粟收成太差了，就在古塔下面2公里的白塔寨开了一间杂货店。李思美每天往来于家和白塔寨之间的山路上，把当地产的红米从家里背到寨子，和女儿美心一起用石磨磨成米干，调味时放上舂过的罂粟籽。

　　李阿姨的杂货店里除了卖米干，还卖一些低档的香烟和食品。每天傍晚，收割完罂粟回家的佤族人，便来这里买一点东西。

　　现在正是收割鸦片的旺季，李思美的杂货店窗口放了一只天平，那是称鸦片用的。因为寨子里的人通常等不到五天一次的登俄集市，就来店里用鸦片换米干。李思美说，其实这个小生意也只能做收鸦片的这3个月，过了6月，大家手上的鸦片基本出手了，也没有余钱，杂货店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关于禁种罂粟的将来，她没有想法。她想得最多的是第二天要赶集，今天得多做点多少米干，晚上背回家，第二天好拿到乡集上去卖。

　　李思美和美心在加紧做米干，而她的丈夫却躺在床上睡午觉。佤邦就是这样，女人们要干繁重的体力活，男人却可以坐享其成。

　　白天，寨子里的人都出去割大烟了，寨子里只剩一群群光着屁股赤着脚吊着鼻涕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已经要带比他更小的孩子了，背上背着婴儿，手上还要牵一个能走路的。这些孩子露在外面的脚老茧丛生，即使在坚硬粗糙的地面上来回奔走也不觉疼痛。

　　阳光很猛烈，美心使劲转着磨盘，把加水的红米磨成米浆。她的母亲则在茅草搭的小卖部和磨盘间来回奔走，把磨好的米浆端到草屋中做成米干。草屋中烧柴的烟雾很大，我们在门口都被熏得睁不开眼，但是李美思一家的生计就在这间小屋中。

　　李阿姨有5个孩子，美心13岁了，上到小学五年级，家里实在没钱，只好不去学校了。她的房间里贴了很多明星贴画，她说她最喜欢潘纬柏，因为潘纬柏的歌很好听。然后她又说起谢霆锋，觉得谢霆锋长得并不好看，单眼皮，眼睛又小，她喜欢大眼睛的男孩子……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满地跑着因为营养不良和蛔虫而腹胀的小孩，他们的脸永远没有洗干净并且干裂，而一个半大的姑娘却熟练地评论着她喜欢的明星。

　　占有了过多资源的城市，制造的流行文化时常被人唾弃，在这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却抚慰了一个对生活充满渴望的女孩的心。美心没有表现出对明星生活的羡慕，因为她并不知道明星的生活有多奢侈，她只是把这些明星当作艺术品来欣赏。她也没有想过以后，她说想多了也没用，也许有一天会去闯江湖。我不知道她所说的这个江湖是什么。我问她，会不会去邦康打工，她想了想说，也许吧。

　　这里打水的地方很远，水都是从山下挑来的，但美心仍然用大刷子蘸了肥皂，把她那双尼龙布凉鞋洗得干干净净，小心地晾在草屋顶上。

　　李阿姨不识字，也不会算账，所以不知道家里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只知道一天卖米干能卖到三十块。她见我们的方便面，说她没有吃过这种方便面，问可不可以吃一袋，她可以用米干来换。

　　我很心酸，却无能为力。美心和妈妈只是其中一份，还有很多人在过跟她们一样的日子，这种日子没有尽头，她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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