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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涛的男友江军因盗窃罪入狱后又逃跑。在余涛的协助下，警方抓住了江军。时隔多年，余涛觉得自己爱的人还是江军，便向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提出申请，要求和还在监狱中服刑的江军结婚。然而，她提出的十余次申请都没有被批准。她说，她还打算继续下去，要用结婚这种方式来帮助与自己相恋了11年，又被自己亲手送进监狱的男友。
服刑人员能不能结婚，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看一看法律有没有禁止，就一目了然了。实际上，服刑人员结婚与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抵触。既然如此，就没有人有权力制止这份爱情，没有人能够阻挡婚姻的自由。
但这的确又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监狱局拒绝余涛申请的理由是：服刑人员没有结婚的先例。2004年，民政部出台的“服刑人员进行婚姻登记应亲自提出申请”的规定，没有与监狱局和司法部门作出相应的协调，目前无法执行。想和自己爱的人走到一起就这么难。从余涛这么多年的努力来看，她与江军的情感应该是真挚的。可这件事情的焦点，并不是余涛与江军的感情，而是：没有先例、没有协调是不是拒绝的理由？服刑人员被剥夺的自由中，是否包括婚姻自由？他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付出的代价里，是否应该有情感的代价？
这些疑问，就使得事情复杂化了。法律专家解释时，谈到许多权利都是以人身自由为前提的———如果批准结婚，他们以后又该如何生活呢？但这在逻辑上也难站住脚：批准不批准是一回事，如何生活是另一回事。很多服刑人员都是结了婚的，他们又该怎样生活呢？这就是症结的根源。
其实，人们不应该从逻辑推理和事情的复杂程度上，来对这样一件事情作出评判。评判的唯一尺度，就是法律法规，是白纸黑字的硬性条文。只要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予以制止。至于不同部门规定的协调，这个责任显然不应该由当事人来承担。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有典型性的。人们关注这份爱情，并不仅仅因为它的传奇、它的浪漫，而是在关注一个人的权利。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问题并不意外，只是要求执法者更加细致，更加严肃认真，去解决或者解释：到底能不能结婚，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理不辩不明。当然，麻烦是绝对不能怕的。
作者：程赤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