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地方现职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影响纷纷“著书立说”，并日渐成风。对此，有关人士日前表示，将严格限制现职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以遏制粗制滥造“出书风”，刹住官员腐败新温床。(见5月7日《南京晨报》)
虽然官员出书可能产生报道中所说的诸如提高知名度、成为炫耀的政治资本、以及利用职权摊派给下属单位敛财等负面作用，但对官员出书全都“一棍子打死”，显然失于武
断、简单，而且不合法律，也不合情理。
从法律上来看，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显然，这种宪法赋予的权利，不能将官员排除在外。而且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法律文件规定都不得违背宪法。这说明，不管国家哪级政府，都无权制定条文来限制官员“著书立说”。
从情理上来看，出书本身与腐败并无必然联系，有时甚至对社会和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古今中外，不少国家政要和领导干部曾在任职期间出书立传，许多思想家、革命家也都是在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著书立说。如果一概限制在职领导干部或官员出书或立说，那么，我们不仅少了很多文学精品，而且，也会少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
其实，出书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出书会成为腐败的道具和温床，这比简单地遏制官员出书更有意义。一些地方为了防止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女色的诱惑，曾经规定领导干部不得配备女秘书。这与防止领导出书腐败，就不让领导出书的办法如出一辙。两种做法的共同点都是因噎废食、舍本逐末。一个领导如果真的要腐败，即使不给他配备女秘书、不让他出书，他腐败的天地虽说不像广告词说的那样“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也是十分广阔的。
出书，美女，乃至金钱，本来都不是罪恶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一旦与某些官员结合就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和道具。这说明，我们的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如果不从这些根本问题上找原因，而只是发现一个可能在官员手中产生腐败的事物，就一律禁止，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容易舍本逐末，把“孩子”和“洗澡水”都一起倒掉。
值得思考的是，在我们出版部门严格的把关制度下，一些领导的伪劣书稿为什么能够畅通无阻？古今中外那么多官员和领导“著书立说”，同样是出书，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腐败的机会？这些问题搞清了，需不需要兴师动众地遏制领导和官员在职期间“出书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陆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