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会不会是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起步，能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迄今为止仍然分歧很大。
我们且不管这些争论如何，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停下来等待这些讨论的结果。从1998年修订并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至今，全国绝大多数村民委员会普遍完成了5次以上的换届选举工作，村民委员会干部基本上实现了由上级指派、任命，过渡
到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且看来这个势头不但不会停止，还会继续下去。
无庸讳言，目前农村政治社会资源的分布对于村民来说并不是很有利，期望这种局面在短期内有根本改观是不太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农民的权利，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降低强势集团对他们的压迫，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要实现上述目标，或许推动村民自治只是众多的方法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从法律和道义上作农民的后台，恐怕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制定一部程序法来严格规范农村的基层选举，把寻求自治的村民用这支武器武装起来，这样，农民就会更强大、更有力量。
一种支持村民自治的理论认为，农民是一个利益群体，只是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因而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培育农民团体，或者各种生产、自治组织，提高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地位，增强他们的谈判力量。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他们往往把村民自治视为组织农民的手段，认为农民可以通过这个手段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的生活困苦程度。
当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它却忽视了村民自治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村民自治是村民自己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是村民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是一种公民道德的体现。村民争取的不仅仅是权利，而更重要的是权力。因为他们本应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经过漫长的浴血奋战，他们打倒了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地主老爷和达官贵人，获得了自我统治的权力。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被人饲养，无论是以什么样的生活为诱饵，他们都不应被剥夺这样的权力。从实践上看，他们也不再把自己视为需要看护的孩子，他们更看重自己手中的“武器”和力量。令人欣慰的是，从实践上看来，他们是质朴而踏实的，丝毫没有好高骛远或者高谈阔论的劣习。
我以为从根本上来说，这应当是村民自治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村民自治的问题，也绝不能仅仅把农民的眼界限制在本村的特殊事务，而应当鼓励、培育他们更大范围的沟通，鼓励他们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处境，并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也就是说真正地落实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高超群(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