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社团真正实现民间化任重而道远

　　当前虽有一批学术性社团已经建立自立、自强、自律的体制和机制，但仍有一批办事机构挂靠在政府行政机关的团体存在较浓的“官办”色彩，以“正局级事业单位”这种混淆办事机构与学术性团体性质的说法自诩，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民间组织含义相距十分遥远——

　　学术性社团何以远离“民间化”

　　从历史上看，无论世界各国还是我国，学术性社团的产生和兴起都遵循着同一个规律，就是就职于不同性质、不同名称工作单位的同一学科、专业或行业的科技工作者，出于相互切磋学术问题、提高自身学术水平的需要而自愿结社。正是基于这种与学术有关的共同意愿和结社宗旨，所以这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就被冠名为学术性社团。从这里，可以归纳出学术性社团本来意义(或初始意义)上的两个功能：第一个是面向社会的，即繁荣学术，推动学科发展、原始性创新和社会文明进步；第二个是面向会员的，即满足会员提高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以及希望自己的学术水平得到同行认可的需要。两者联系紧密，浑为一体，不可分割。

　　在学术性社团与社会之间，前者不仅繁荣了科学文化，一些与应用研究学科、技术开发专业以至生产行业相对应的学术团体，还致力于将学术交流延伸到产业技术和生产领域，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多的学术性社团尝试面向社会开展科技中介服务，或向公众普及本学科、专业和行业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各国的学术性社团还日益频繁地相互交往，使学术交流扩展到了国际层面，科学共同体具有了全球意义。

　　我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团体兴起于十九世纪末期。在旧中国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科学家们怀着“科学救国”理想，自主地创办了一批学术性社团。通过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科学技术普及，科技咨询、中介服务，以及面向会员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职业培训、表彰奖励等大量工作和活动，学术性社团在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会员需要两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具有团体特色的贡献。

　　但是，当前我国学术性社团在改革和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于社会，尚需进行决定性的攻坚。可以说，相对于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的改革而言，学术性社团的体制改革，尤其是个人会员体制改革更是薄弱环节。这个根本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学术性社团即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拥有更多的精品项目和更强的经济实力，也只不过是一个办得成功的社会中介组织或民办非企业单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正因为如此，学术性社团真正实现民间化任重而道远。当前虽有一批学术性社团已经建立自立、自强、自律的体制和机制，但仍有一批办事机构挂靠在政府行政机关的团体存在较浓的“官办”色彩，以“正局级事业单位”这种混淆办事机构与学术性团体性质的说法自诩，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民间组织含义相距十分遥远。

　　也许这样的局面跟学术性社团外部环境缺乏竞争有关。现行法规对已获登记批准的学术性社团赋予了在相关行政区域内的垄断地位和唯一排他性。只要这个团体没有触犯法律而被撤销登记，那么不管它如何不思改革进取，如何不得会员人心，也没有人能够申请成立业务范围相同的另一个团体来与之竞争，使其消亡。这种体制性障碍是不利于学术性社团健康发展的。

　　扶植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的缺乏也是阻碍此类社团发展的原因之一。我国已在国务院于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两部行政性法规中明确提出和采用了“非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概念，可是六年以来并没有建立相关的扶植、鼓励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特别是减免税赋和鼓励捐赠的法规政策。我国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相比，同样担负着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公益性事业，发展社会中介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却得不到财政(国有资产)的经费支持；与营利性企业相比，遵循的是同样的营业、所得税种和税率，却不准将经营收入扣除支出后的剩余用于成员的福利，而必须用于事业发展。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理念和政策，既不利于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也是与国际惯例相悖的。(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