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丧失个性魅力 北京被指沦为二手香港(2)

　　城市规划 与理想无关

　　“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本刊记者/曹红蓓　说起来，郑筱津做着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是带着梦幻的色彩——设计一座城。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筱津的手里总有

三四座城市的规划任务在同时做着，平均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要做下来至少得在两年以上。

　　对郑筱津来说，她的工作和浪漫的城市理想毫不沾边，更多时候，是与各个方面的不断的拉锯和妥协。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当地领导的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一个城市明明现在只有50万人口，却偏要按照200万人口来做规划。这个时候，郑筱津她们总要尽最大努力进行解释和说服，这种说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而局部的问题上，妥协的一方就经常是规划师了。郑筱津记得，在一座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大面积引进并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是种了很多，也死了很多。

　　并不是规划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时分达成妥协，郑筱津也曾经为此丢过项目。在为南方某城做路网规划时，郑筱津曾与当地一把手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中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要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仿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全市的交通干线。而郑筱津和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行性很差。尽管耗费了很长时间进行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最后，郑筱津她们只能退出了项目，由另一家规划院接手。

　　周榕曾经兼职在山西某市担任市长助理及总规划师，在这里，除了一样的身不由己，他体会到的还有强烈的孤独。

　　有一次，周榕为下属一个县做商业街规划，区域内有一段明代城墙，周榕沿城墙设计了绿化带，而区领导坚持要沿墙做成商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但区领导的决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商铺建起来了，城墙被完全遮蔽。

　　另有一次，周榕发现所做规划的市内一区中，有一段几百米长的北齐残城。周榕去和区内的主管领导谈规划路绕开的问题，刚一开口，这位处级干部就误解了周榕的意思，连忙安慰周不要发愁，“这好办啊，找个推土机来一夜就推平了它。”周榕连忙解释他是想保存这段墙以及墙的历史价值，最后，领导点头了：“行，那就留下吧。”待到工程交到开发商手里，为了降低造价，周榕所设计建筑的颜色和式样不断被篡改，以至改到面目全非。项目完成后，周榕怕去现场，更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

　　“规划即政治。”郑筱津在总结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的工作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

　　“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欲望城市

　　每个人都有欲望，城市模样是各种欲望角力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强势者会使城市成为自己的欲望载体，因而，城市是属于他们少数人的

　　本刊记者/曹红蓓　城市、建筑评论者，出版人史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所有的加入者都充满了欲望，正是这种欲望以某种不恰当方式形成的扭力，描画了我们城市的脸孔。

　　政府欲望

　　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成为时代最强音，“大国风范”的自我感觉开始让城市决策者蠢蠢欲动，普通的西方城市不在话下，纽约、巴黎、伦敦、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似乎才有资格成为我们城市蓝图的摹本。目前我国已有183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约占全国661座设市城市总数的27%。

　　国际化欲望在城市建设中的另一个表现是，凡重要项目，都邀请国际上的明星建筑师来设计。国家大剧院“巨蛋”，在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提交的若干个方案中，是他本人最不满意的一个；获得过普里茨克建筑奖的建筑大师库哈斯设计的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也以怪异造型而饱受争议，中国人真的需要这样的建筑吗？史建认为，与其说这是崇洋，不如说是示威。请国外名师造这样的建筑或许并不是为了给中国人看的，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它的存在，是要告诉外国人说：“我无所不能。”

　　除了国际化，发展的欲望片刻不可停歇。发展成了惟一目的、惟一指标。在各城各地提出的“N年大变样”口号中，变量N变得越来越小。库哈斯曾经这样调侃中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而他们的设计费只有美国建筑师的1/10。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个人欲望

　　如果把50年代到70年代人看作大的一代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经历过极其贫穷的窘境。当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现在主导消费的所谓“中产”时，会被一些小时候以为自己今生都不会拥有的东西，比如洋房和汽车，刺激出难以遏制的欲望。而这些大型消费品的个人拥有程度，与城市的面貌有很大关联。

　　房屋作为巨大消费链条上一个很贵的环节，在风格的认同上，跟消费一件西装并无太大区别。150年的民族悲情，把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夺去很多。于是，长江三角洲上“一城九镇”的异国仿真，北京冬天凛冽寒风中的“蓝色爱琴海”，还有“格林小镇”、“塞纳河谷”、“澳林春天”……房产商刻意营造的欧洲风格的城市居住环境总能命中一干消费者的心。

　　在《中国新闻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进行的网上调查中，60.05%的人们认为城市道路的宽窄无所谓，只要驾驶汽车时不会拥堵就好。当汽车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人本主义就变成“车本主义”。为了行车方便，小巷被拆掉，马路越来越宽，行人要像老鼠过街一样四顾小跑着过马路。人们急着从一个室内移向另一个室内，城市的公共空间充满了焦躁和危险。

　　调查显示，在城市里，人们最理想的拿一张报纸喝一杯咖啡的地点是街头咖啡座。《城市闲暇环境研究与设计》一书的作者马建业说：“城市的公共空间如何进行以休闲和交往为目的的设计，是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理想只是理想，中国人太忙了，甚至所谓的中产也停不下来。在城市街头卖呆儿的时间太少。”

　　从中国城市的混乱无序中，傅刚看见“无法比拟的能量，为了生活、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滋味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匮乏、压抑，来源于单凭做梦无法满足的愿望。”

　　“今天的中国城市，反映的是极度压抑之后的疯狂爆发。”傅刚说。

　　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曾系统研究中国第六代电影中城市意象的自由撰稿人孙健敏，把“共享”定义为描摹城市的关键词。“现代化是大家协商的结果。大家聚集在城市是为了共同分担现代化成本。在城市里每个人都应充分表述自己的利益，同时尊重他人的利益。”在疯狂发展的欲望城市里，任何强加的意志都可能导致城市整体的裂伤，规划上也是一样。

　　傅刚、费菁夫妇在纽约生活工作了18年，对这座100年前的欲望都市的规划思想有深切的体会。在他们看来，1811年建立的曼哈顿格网，富有弹性和包容性，能够适应200年来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费菁认为，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真实、不矫揉造作。

　　“城市是一锅粥，八宝十全皆备，也许其貌不扬但有滋味。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工作是选料配方，行政部门掌握火候，使用者不断搅动……”面对欲望城市，规划能做的，就是给它未来无目的性的生长留出足够的包容空间。

　　城市规划的魔咒

　　“城市规划”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本应译成“城市计划”，后因与当时的另一政府组织重名，才翻译成“城市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的学科体系基本按照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来设置，而这一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就因缺乏人性而遭到人们的广泛质疑。

　　“大而化之地为城市建立规则是最可怕的，因为无论什么规则，都是一种简化的思维。”周榕说。“千城一面的前提是千城一法。”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一部规划法而没有任何地方性规划法规，城市自然生长所能产生的差异，一但遭遇规划，首先在这一层被过滤掉。

　　周榕把目前的规划通则看作是观念、制度的投影：“现在建设前都要讲‘几通一平’，这‘一平’是很可怕的，它平去的是差异存在的现实土壤。”

　　对于年纪较大的城市决策者来说，过去年代的记忆充满了悲惨匮乏，在他们脑海中，现代化愿景之强烈，令人只想尽快抛弃城市的历史记忆。能赋予城市气质差异的历史土壤也因此而松动，同时，他们采取的直接工具，是属于过去年代的“城市计划”思想。

　　“中国现行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所有动力都来自政府部门，把城市真正的可能性完全抹杀了。”孙健敏说。在来自过去年代的规划咒语的刺激下，城市欲望的某一部分可以肆意疯长，而作为城市魅力基础的公共性和多样性，地理差异和人文关怀，被一点点抹去。

　　“中国城市的真正发展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在短期内，城市建设所能调动的资源，采用的方法、依据趋同，这是不可避免的。”比起不断被规划祛魅的历史城市，周榕认为，那些现在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新城倒不一定值得过分担心。只要假以时日，在偶然性的不断叠加、历史的不断淘洗之下，城市就会展示出不同面貌。

　　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并不想把“添魅”的责任都交给后辈，他们开始对如何建立新的当代中国城市规划学进行研究。现在看来，在承认城市自然生长的基础上进行“微规划”，可能是一种人工“添魅”的可能。在规划政策的一些空白点上，如地产大盘或像五道口这样城市规划没光顾到的小块区域，探索性的实验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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