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农民牵手保健康(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3日16:59 云南日报

　　崔庆银是宣威市倘塘镇得宜村委会一个盘田种地的普通农民，2002年，其父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负债上万元。前年，他母亲患胆囊肿，正当全家人因无钱医治而束手无策之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帮了他家大忙，母亲做手术花去5800多元，报销了2900元；去年6月，他的儿子不慎跌倒摔伤，造成腹腔大出血，送宣威市中医院抢救，共花去6000多元，又得以报销了3000元。

　　谈到这些，崔庆银感慨地说：“万万没想到，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家只交了区区40元钱，而家人两次患病就得到5000多元的医疗补助，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家恐怕过不了这道难关。”言语之间，崔庆银感动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真情破解农民看病难

　　记者乘车驶出宣威城，顺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行驶了约1小时，到达龙潭镇卫生院。这所山区卫生院已旧貌换新颜，昔日高低不平、杂草从生的大院，已被水泥地面和一排排整齐的花台所替代，卫生院里Ｂ超机，Ｘ光机等各种医疗设备一应俱全，药房内各种中西药品琳琅满目，过去门庭冷落的卫生院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住院病床也是人满为患，一改过去卫生院门可罗雀的局面。龙潭镇卫生院的变化，仅是该市加大乡村卫生院（所）改造力度，杜绝“小病不出门，大病跳过门，中间空着门”现象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合作医疗曾是该市农民健康的保护伞，这段温暖的历史还残留在很多过来人的心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医疗体制因缺乏投入，乡镇卫生院有三分之一无法保障职工工资，三分之一只能保障一部分，村级合作医疗站基本解体，乡村合作医疗的业务骨干不是远走高飞，就是自立门户，全市农村卫生工作在曲靖市处于倒数的位置。农民变成了缺乏医疗保障的群体后，看病几乎是“一把草药一根针”和“土方、土药、土医生”。进入新世纪，面对农村群众看病难的呼声，该市曾作过多方研究和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省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该市便捷足先登。跻身全省20个试点县（市）之列后，该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亲自挂帅，层层组成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围绕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疑难重症不出市”的卫生扶贫目标，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开展试点工作。

　　试点之初，有的农民不理解，一片骂声；有的抱着观望态度不想参加；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摊派，有抵触情绪。龙潭镇一位农民，无论村干部怎么做工作，都不愿意参保，理由是“被以前名目繁多的收费搞怕了，又怕政府不兑现。”的确，在农民眼里，“合作医疗是替农民着想的好政策，10元钱一年能保大病的治疗费！可是政策能不能落实？”是农民的普遍心理。面对这一现状，该市主要领导认为，农民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动力量和最终受益者，能否做到让农民自愿参加，是试点成败的关键。于是，有关部门就带领工作组进村入户，搞家访，细调查，围绕一个“钱”字斟酌取舍，认真向农民换算履行缴费义务、享受四级补助的经济账，让农民看到了实惠。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难题，先后争取到中央、省、地（市）医疗配套资金1900多万元，市财政增加预算资金200多万元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配套补助，投资6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村级卫生所建设，安排20多万元作为公共卫生专项经费，拨出100多万元对村医进行补助，使村医的待遇由过去的每人每月20元提高到现在的100元。除从市直属医疗机构抽调30名医务人员到17个边远贫困乡镇支持乡镇卫生工作外，还公开招考聘用了37名乡镇卫生院正副院长和1078名村医，并实现了村医按编制管理，对乡村卫生院（所）的乡村医生进行了卫生法规、业务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了乡村医生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预防保健工作的服务水平。对交不起费用的五保户、特困户和军烈属等，不仅各级政府已拿出70多万元农村合作医疗援助基金，资助了9万多特困农民参加合作医疗，而且全市卫生系统医务人员还捐款8万元帮助边远贫困地区农民交纳参保费。此外，该市每年还安排50多万元医疗救助基金补偿给老百姓，各乡（镇、街道）也拨出一定经费，才促使此项“民心工程”得以顺利推进。如今，“一人生病千家帮，一年10元保健康”、“证件拿在手，看病不用愁。”已在宣威市农村成为现实。

　　如今，该市卫生院（所）基本覆盖到每一个边远贫困山区，记者无论走到哪个乡镇及山村，接受采访的农民们都微笑着说：“有了卫生所看病方便多了！”各乡镇卫生院组织开展卫生扶贫，农忙时节送医送药上门，开展巡回医疗，不坐堂候诊，等待病人；对参合农民进行健康检查，建立村民卫生档案，强化免疫，加强防疫保健，开展健康教育，进行常见病和传染病等卫生知识宣传，充分发挥了市、乡、村三级防保网络的辐射作用，使合作医疗政策深入民心。该市卫生局局长石有昌满怀信心地说：“我市的历届领导在抓‘普六’、‘普九’的工作中，在全省叫响了‘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口号，实现了穷市办大教育的辉煌。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要像抓教育那样，举全市之力，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农民看病就医难的环境和条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为建设健康型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农民住院治疗能报销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最让农民高兴的是住院吃药费用能报销。采访中，不少农民情不自禁地说：“现在看病能按规定报销部份医药住院费，使我们农民也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这点我们最高兴、最满意。”

　　事实最具有说服力。2003年9月，家住龙潭镇中岭子村委会第一村民小组的尤兴富一家4口人，在全镇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时，交了40元钱加入合作医疗。恰巧在这个时候，他感到左大腿有些疼痛，就到镇卫生院就诊，被诊断患有左大腿深部肿瘤。在镇卫生院作了手术，住了24天院，他花去1878．5元钱的医疗费。在出院的当天，他就得到了950．20元的合作医疗基金补偿。他激动地说：“我只交了10元钱，得一次病就能报销近千元医疗费，新型合作医疗就是好，参加合作医疗划算、值得。”得碌乡小营村委会第十村民小组农民饶庆伟因胃穿孔，于去年4月在该市人民医院做手术，用去医疗费4722．92元，得到了1995．58元的补偿。他拿到补偿金后，感谢之情溢于言表，他高兴地说：“这1900多元钱是我全家两年的经济收入，要不是参加了合作医疗，不知道要哪一年才还得清这笔帐。做梦我都没有想到，全家人只交了50元的参保费，我一个人就得到了近2000元的补助。”

　　在龙潭镇卫生院，记者走进一间间病房采访，只要一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每个病人总会眉开眼笑：“有了新型合作医疗这个制度，我们农民再不用担心无医无药，有病治不起了，但我们就是怕以后政策变掉。”

　　农民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2002年初，青年农民赵某的父亲被检查出患肺癌，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因花费太大，让本已家徒四壁的赵某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只好让父亲出院回家。1年后，这个可怜的老人病死在家中。赵某从那时起就背负着“不孝，活活让老子病死”的骂名。今年春节，记者在昆明市永昌小区见到了赵某。“如果前几年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话，我爹可能就不会死，他还不满50岁，他是被病魔活活折磨死的。”面对记者的采访，他马上没了节日的温馨，陷入了昔日的痛苦之中。“如果有钱，我爹的病不至于演变得那么严重；如果有钱，我爹也不至于死得那样痛苦。”据赵某讲，2000年年初，他父亲就经常咳嗽不止。刚开始，他父亲也没在意，认为自己能扛过去，不用花钱去治；后来咳嗽吐出血时，就到村里的“土医生”家拿了一些草药回家煎熬；再后来疼痛难忍，他才把父亲送往医院，可医生说，“晚了，如果早几个月来就诊的话，完全还能够治疗。”

　　虽然老人只经过很短一段时间治疗，但还是欠下1万多元的债务。这两年来，赵某一直在昆明拼命挣钱还债，从来没有回过家。其实，像赵某父亲这样的悲剧，隐藏在任何一个没有起码医疗保障背景的农民家庭中。

　　记者在该市几个乡镇的村民中进行随机调查，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未建立以前，他们如果得了头疼脑热、感冒之类的小病，都只会选择“土医生”治疗，很少有人表示会到城市医院去看这些不是要命的小疾，得了较大的病也能拖就拖，不敢进城到大医院治疗，因为任何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人患病进城治疗，在全村都是大新闻，而结局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病重无治，村里将少了一口人；要么就是花掉多年的积蓄，欠上难以还清的欠款，村里从此又多了一户贫困家庭。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他们患小病小痛也会选择到村卫生所治疗，患大病就立马到乡镇卫生院甚至市医院住院治疗。由此可看出，由于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患病迅速治疗已不再成为该市农民返贫的主要原因。来宾镇卫生院的一名医生说，许多农民拖了多少年的疾病，在开展合作医疗后，几个月内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或控制。同时，小病小痛就积极就医，这不但可以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还可以避免因小病拖成大病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

　　农民用上低价放心药

　　让农民能吃上低价放心药，是该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在我省闪现出来的一大亮点。

　　该市在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程中，尽管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补偿给老百姓，但“以药养医”的医患矛盾仍然突击。为巩固试点成果，从去年开始，该市通过反复征求27个乡镇卫生院和354个村卫生所的意见，特邀市人大、政协、纪委等有关部门及农民代表参加听证，最终确定14类665种药品。在具体实施中，对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已购进的600多种药品进行清理，平均降价35％，乡镇卫生院和市直医院库存药品分别有15％和20％的品种降价，降价金额达300多万元，降价幅度约40％。在药品公开竞价期间，安徽一家医药公司代表气愤地说，“你们把药价调得这么低，我们承受不了。”该市药品配送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祥友回答：“我也是医生，你们原来向我们医生推销这些药品的时候，还提出给我们不低于30％的回扣，你们如果不愿意调价就拉走，我们老百姓吃不起你们的药。”后来，这家公司还是接受了降价。药品经过降价或退货，该市临床促销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为竞价洽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调查，该市人民医院供货商接受降价的5个品种，原进价金额12万余元，调整后进价仅3．9万余元，实际降价8万余元，降价幅度达66．86％，94个品种被退货；市中医院供货商有6个品种接受降价，另有23个品种被退货。

　　乡村卫生院（所）的药价，除药品自身价格的虚高外，还高在运费上。为让远离城市的山区农民也能购买到与城市同等价格的放心药品，该市在公开竞价招标采购药品过程中，规定了药品统一配送不计运费到乡（镇、街道）卫生院，大大降低了药品成本，实现了城乡同价。在该市最边远的阿都乡同兴村合作医疗卫生室，一位77岁的感冒患者说：“我一年总要到卫生院挂七、八次吊针，每次医药费不低于70元，而这次打同样的针水，开同样的药，只花了42元。”来宾镇观云村委会农民赵荣开，患有严重风湿关节炎，行走不便，为了治病连牛都卖了，前年年初，每挂两组针水，自己要付78元，去年参加合作医疗后，药品价格降下来，挂4组针水才38元，还现场减免30％，自己只付26元现金。他感动地说，“想不到政府不仅拿出钱来补贴我们看病，还下决心把药价降了下来，这个政策对我们老百姓太好了。”谈起城乡药品同价，远离宣威城近百公里的双河乡王老汉深有感触地说，“我患有老年多发病症，以前因为乡村卫生院的药价太高，我只好经常坐班车到城里买药，现在边远的山村和城里的药品都是同一个价格，我就没有必要花坐车钱到城里买药看病了。”

　　据调查，该市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药品实行公开竞价后，药价与实行集中统一配送前相比降低了35％，有些药品降幅超过数倍，全市患者每年可减少看病支出1000万元至1500万元，平均给每个农村人口节约就医支出10余元。该市一位负责药品采购的人说：“据初步测算，实行药品统一配送前，全市农村人口人均医药费50元左右，而去年就只需要35元左右，每年可为农村人口节约15元的医药费。”该市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兼院长赵文俊说：“通过药品公开竞价和统一配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前年上半年做一例子宫肌瘤手术平均费用为5286．71元，而去年只需要3754．57元，平均每例减少医药费1532．14元。”该市中医院负责人说，“为打破‘患者看病贵，医院亏损重’这一怪圈，我院自从市里实行药品统一配送以来，不仅遏制住了药商经常到医院乱窜的局面，而且还降低了患者医疗费用，保证了药品质量，减轻了患者负担，杜绝了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虽然药品价格降下来了，但前来我院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总收入还是略有提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继土地承包、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电网改造之后又一惠泽广大农民的“德政工程”。在宣威市，像崔庆银家这样因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受惠的农民就有近百万人。该市市委书记李正阳说，当前，全市118万农民中，自愿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已超过80％。全市通过近两年的试点，不仅增强了农民的健康意识，使参合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健全了农村公共卫生网络，促进了医疗卫生机构改善服务质量和农村卫生配套改革，而且还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让农民深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农民健康的关心。

　　1、板桥镇农民周福启家人两次因病住院花去医疗费5800多元，得以报销近3000元，家庭并未因病致贫，他对增收致富充满信心。

2、小病不出村，农民看病方便多了。

3、龙津卫生所公开药品价格降低药价，惠泽农民。

　　4、庄子村农民顾家银高兴地拿着住院证明到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委会报销医疗费。

　　5、龙津村农民唐丽亚“参合”后不但享受到了医疗费报销，还感受到了医生的优质服务。

　　尤祥能李海求（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