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通文史德高行芳

　　1999年9月22日，我在《新安晚报》“人生百味”版发表《怀念张煦侯先生》一文，就我受教过程二三事及对先生挨批受整，含恨辞世，略抒所怀。先生是著名史学、汉语言文字学、修辞学专家和诗人。解放前已声名远播，解放后执教安徽师范学院，他精神焕发，勤谨育人，被师生同赞为“红色老人”，受到广大同学的爱戴。短文不足以尽意，恰逢老同学联谊会编辑出版纪念文集，要我撰写全面介绍煦老的文章，我乐于受命，便从其子张济实处取来除我已有的《通鉴学》、《秋怀室杂文》和两本讲义外的全部论著及诗词、日记。怀着对先

生无比崇敬的心情，将先生平著作及其高风亮节，作如下概括记述。

　　张煦侯（1895-1968），原籍安徽桐城，先祖世杰始移居江苏淮阴王家营（今名王营），相传十余世。先生名须，一名震南，字煦侯。王营镇北当海沭，南蔽清淮，为清江门户。先生生当乱世，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据传，煦侯幼露才华，5岁时写字即已可观，过年写门对，某家要写，唯恐他人争先，便把煦侯抢着抱走，写好后再送回家，此事邻里传为佳话。开蒙时读“四书”“五经”，由于他勤奋好学，对典籍常有颖悟。初学为文，塾师以《颖考叔论》为题习作，文成后被传示乡里，塾师赞道：“11龄童有此识力，实不多见。”故少有“神童”之誉。他少年时读梁任公《饮冰室文集》，据文稿自述：曾“掩卷伏案痛哭”，并且哭且告诉家人：“忧中国将亡”，可见先生少年时就有忧国忧民思想。煦侯13岁从王营塾师就读两三年后，15岁入南京商业学堂预科，时有所作，频受夸奖，但他自己却认为：“虚有架落，而无实在”。1912年，先生入江苏政法专科学校。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他校均未开办，便勉强入校。先生无意政法，而喜作文，每有文成，同学都赞不绝口，争相抄诵。

　　政法专科学校三年毕业后，煦侯初于淮阴第六师范授法制经济，一年后至一商作管理员。数月后因病回乡闲居两年。在此期间，先生开始喜欢桐城文，落笔趋于平易。后半年在县城徐丈家，为之助理省志征访诸事。当时厅室藏书三四十柜，有《说文解字》、《皇清经览》，汉魏诗文及舆地丛书，二十四史及各省方志之类，先生终日阅览，从而对考据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也决定了他学术研究的方向，奠定了他在史学和汉语言学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蜚声学界的基础。

　　煦侯先生25岁时南游广陵，在第八中学授国文。时先生有两位至交，一为范耕研，曾合作编著《中学国文述教》等书。一为王绳之，曾跟先生说：“多读书，勿务外。”先生曾跟友人说：“听王君之言，诚如清夜击钟，冷水浇背。”从此悉心诸子之书，力思锐进。

　　1939年2月，淮阴沦陷，先生携家五口，从王营避兵洪泽湖东岸，距敌前哨不过十二华里的容庄，结草为庐，名“唐风庐”。在此期间，就行笥仅有材料，在避兵和把笔两种极难统一的情况下撰成《通鉴学》，该书论据精当，成一家之言。1946年由开明书局出版；1953、1958年台湾两次重印；1962年香港亦曾再版；198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修订再版。对该书近代有影响的学者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九部分“扬学”一节开端有较高评价：他说有人问我：“在新中国，研究国故、国学的，还有没有像钱穆这样博通的人？”曹先生大笑回答：“且不说冯友兰、顾颉刚等，他们都在北京、上海继续他们的研究，即如张须的《通鉴学》等，都有了新的境界。”可见此书在学术界影响之深远。

　　1947年前后，先生在《国文月刊》发表论文多篇。1936年成果最丰，共发表《先秦两汉文论》、《魏晋隋唐文论》、《宋元明清文论》、《近代文论》、《北音南渐论证》、《散文发展与变易》六篇专论，排在先生之前的有马叙伦、高名凯、王力、夏承焘、陈望道、李广田等，排在先生文章后的有黎锦熙、俞平伯、沈祖棻、刘泮溪等。1937年发表《释〈史记〉中‘论’字》，1938年发表《欧阳修与散文中兴》，文章前有蒋伯潜、徐中玉、魏建功、傅庚生文，后有孙玄常、胡时先等文。1938年总69期发表的《论诗教》一文为该期领篇。由此可见：先生与当时名家，解放后成为全国著名教授、一流专家是平起平坐的真学者。

　　1948年，夏丏尊先生纪念基金会，在《国文月刊》发表“启事”，将募集基金的息金作为奖金，“赠于任教在十年以上具有优良成绩的中学国文教师”，先生是受奖两人中第一人，履历详介如下：

　　“张须先生，字煦侯，五十四岁，江苏淮阴人。曾任各中学国文教员，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三年，第六师范五年，淮阴中学二年，扬州中学十年半，南京市立第二中学半年，共二十一年。所著已出版者《中学国文述教》、《师范国文述教》均与范耕研先生合著（商务版）。《通志总序笺》（商务版），《国史通略》（中华版）、《通鉴学》、《秋怀室论文》（均开明版，秋怀室论文在印刷中）。《王家营志》、《淮阴风土记》、《听舂集》均自印本。”可见先生教学实绩显赫，科研成果卓著，已为社会所公认。先生的人品操守，也十分令人敬佩。1942年，在洪泽湖容庄期间，曾受业于先生的许崎回忆：处地为三角地带，敌伪时常出没，先生毅然接受民主政府聘请，任淮泗县参议员，为抗日民主建言献策，说明先生不仅有爱国热忱，而且敢于行动。许崎还记得老师手书联语：“室有藏书纷华非慕，门承清德静俭为师。”可见先生为人品格。煦老信步闲行，所持手杖刻有“不思不行慎坡平，不至不止忘远迩。”亦可见先生勤思奋进的毅力。惜煦老一生虽“慎坡平”，却难逃坎坷和厄运，不禁令人叹惋！

　　抗战胜利后，先生不仅任教于省立扬州中学等校，并曾任徐州江苏学院副教授，上海震旦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曾在上海徐汇中学任教，极受学校和师生好评。1953年来皖讲学，任教于安徽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59年修订所编著《现代汉语词汇》，1960年编讫《文学简论》，还给学生讲过修辞学。当时油印材料较多，先生这两本铅印教材，颇受大家欢迎。广大同学既赞佩先生学识渊博，更称赞先生治学严谨。

　　煦侯先生授课，总是精神矍铄，条分缕析，旁征博引，既深入浅出，又深刻透彻，能聆先生教诲，真乃平生快事、幸事。据时兆民同学回忆，1960年她在淮南师专实习期间，在教学上遇到修辞学方面的问题，回校后向先生请教，拜谒时正遇先生就餐，在说明来意后，先生放下碗筷，即时给她释疑解难。虽多次请先生继续用餐后再讲，先生坚执讲完，花了很长时间。兆民同学不仅感动于先生对修辞学的精深研究，更为先生这种废寝忘食的精神感动不已，直到四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仍眼眶湿润。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激励着每位同学自强不息；先生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留在大家的心中。

　　1962年5月，先生曾在报纸副刊辟《肥边谈屑》专栏，先后撰写39篇文章，受到广大读者喜爱，但先生却因此而受累。罪恶的“四人帮”以莫须有罪名批斗先生，摧残先生，终至冤死。粉碎“四人帮”后，先生得以平反。这些“天南地北，大烹细嚼，无所不谈”的切实有用之文，又增加十多篇，由张涤华教授作序，祖保泉教授题签，名《秋怀室杂文》，由安徽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涤华师在序言中写道：我与煦侯先生“同在一个教学单位工作，经常晤谈，得到不少教益。他比我大十四岁，论交谊，正在师友之间。”并提及煦老在治学之暇，常写旧体诗词，与孙雨霆（陕西师大教授）、宋大鹤（上海教院中文系主任）、胡士莹（杭州大学教授）以及和自己常有诗词唱和，“大都为歌颂新社会、新时代而作，热情洋溢，兴会淋漓”。通过唱和，涤华师惊叹煦老“才思之敏，文辞之美”。并肯定煦老这本“寿世之文”，一定会“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综观煦老一生的学术著作，已出版的有《国史通略》、《通鉴总序笺》、《通鉴学》、《万季野与明史》、《秋怀室杂文》、《中等学校适用应用文》。未出版的著作有《四史读记》、《清政十论》、《秦典通论》、《淮阴风土记》、《王家营记》、《示诸生语》、《李更生言行录》、《秋怀室文编》、《尊疑室杂文》、《听舂集》等，总计180余万字。先生爱写日记，从1950年至1968年，在十八年前共写十一本日记，计八十五万余字。先生一生对韵文亦甚擅长，留有《秋怀室诗草》、《补蹉跎诗词钞》、《鸣盛集》等共640余首（阕）。煦老一生，兀兀穷年，耕耘不辍，总计给后人留下近三百万言精神财富。

　　今天，有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多，但在全国第一流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都有论著出版，尚难列举。限于见闻，在香港、台湾、内地先后一再翻印同一本著作，也未发现。我们敬爱的满腹经纶的张煦侯先生，仅以讲师、教研室主任终身。我们曾在课堂听先生说过：“鲁迅也是讲师。”先生亦曾跟别人说过：“鲁迅也是讲师，我能跟鲁迅比吗？”真是伟大的谦逊！1959年，《辞海》编审人员在上海浦江饭店审稿期间，先生扬州中学时挚友胡士莹教授问宋文灏先生：“张须老师是何学衔？”宋答：“还是讲师。”胡大为吃惊，气愤而慨然地说：“真是岂有此理，太不识人才！张须还是讲师，我们怎么能当教授？”

　　呜呼先生！长才未尽，大著犹存。煦老已出版的著作质量很高，亦应再版，如《通志序笺》；有未面世著作，颇有学术价值，亦应编辑出版，如《秦典通论》、《清政十论》、《秋怀室文编》及诗词、日记等，反映时代，反映学术和教学，均有史料和资料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及师大文学院领导，若能动员人力，安排编印，当最为理想。若社会贤通，有识有能之士愿意热心编印，对保存一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贡献于学术界，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殷切地企盼着。

　　作者：孙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