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的《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中首次明确规定，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报告，不能以为这是“私事”“隐私”“个人生活小事”就隐瞒不报。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个人因包“小蜜”等情况引起的，组织上将视情况干预。（《现代快报》5月12日）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国家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那些违背公共道德、损害公众利益、违反法律的行为，不应被当作什么隐私来保护，这已为当前世界
各国司法实践所认同。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干部婚变报告”规定，似乎“看上去很美”，很有必要，也很合理。但是如果细细推敲，就会发现，这种政策有中看不中用之嫌。
这也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缺少监督、饱暖思淫欲的少数领导干部，包个“二奶”，弄个“小蜜”，本来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图的只是“朝朝暮暮”一时的快活，而很少有几个想“两情若是长久时”的。对于这种“金屋藏娇”的露水夫妻行为，除非是神经病，又有谁会写个报告向组织交代？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异想天开。对于这种不危及婚姻现状的“私事”，是不需要报告的，还是该《意见》无能为力，进而放任自流？该《意见》对此语焉不详。
再来看另一种情况。假设有“痴情”的领导干部，一时“想不开”，想与家中的糟糠之妻闹婚变，欲与“小蜜”结为百年之好，那么当“婚变报告”递上来之后，组织上将如何“视情况”进行干预？是强制性复婚？还是置《婚姻法》于不顾而蛮横不讲理地阻挠？如果这样，显然已经超越了“组织”的权限，也有违《宪法》和《婚姻法》的精神，存在合法性悖论。
当然，可以想象，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好的，只有极少数的干部存在包“二奶”和“小蜜”行为。但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绝大多数“好”干部，他们也是人，他们的婚姻并不都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如果他们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他们的婚姻已无存在的必要，那么他们当然可以离婚。这是个人的权利，不容置疑。如果这种离婚，也统统需要向组织交代和汇报，这是不是太荒谬？这种“有罪推定”，对于这些“好干部”而言，是一种什么感受？依此思路，领导干部什么时候买安全套之类，是不是也要打报告交代和汇报？
由此来看，“看上去很美”的“干部婚变报告”规定，对于那些暗地里包“二奶”“小蜜”做“地下情人”的领导干部来说，有点力不从心，无能为力——管不了；对少部分“痴情”的领导干部，又拿不出合情、合理、合法、能服众的适当干预方式——管不着；对于那些大多数的“好干部”而言，他们更是做了“冤大头”，让其陪着别人来遭罪——不该管。这种管不了、管不着、不该管，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花瓶”政策，有多少现实意义，能起到多大作用？答案不言自明。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暴露出地方政府的“家长心态”，什么都想管，但又什么都管不了。这也体现出地方政府对自身执政、执法能力的不自信。一切都应该在法律的控制下，一切都应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制定规矩的部门太多，规矩也太多，就没有了规矩。实际上，干部养“小蜜”，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婚姻法》——事实上的婚外婚姻，再弄出这么个“四不像”的“怪胎规定”来，不是多此一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