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的宝剑

　　    文/边芹

　　    并不是全世界都关心同样的问题，而是有人希望全世界都关心他们眼中的问题。电影无国籍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主题的普世化，带来的是某种“共同价值观”，像一条红线若隐若现地将入选电影穿起来。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弗雷莫说这就是电影的“全球化”。

　　    早在1972年，戛纳变各国送选电影为自选，其电影“全球化”的序幕便已拉开。在那之前，围绕电影而实则已与电影无关的各国外交战，经常

把选上的电影再拉下马。戛纳电影节规则第五条明确规定：如某一参赛国宣布受到冒犯，一部电影可被撤销或剪辑。比如1953年，法国电影《雕像也在死去》因被政府指为有反殖民主义色彩，而被命令剪辑，导演雷奈不从，便遭撤销处理。

　　    后来指责一部片子丢了某国面子的声音越来越少。一是各国已没有决定权，二是何必那么傻，把它跟国家荣誉扯在一起。渐渐地，在戛纳，电影导演首先不是某国人而是作者，电影节的作者。从各国挑来的导演与电影节的关系，好似一个国际化出版社与它在各国吸收来的作者的关系。随着冷战结束，电影主题普世化的时代跟着到来。

　　    既然戛纳的“野心”是电影地球村，作者的国籍和文化背景究竟还起什么作用？在这里，要引一句好莱坞西部片导演约翰·福特的话：“要成为普世的，必须是特别而局部的。”否则剑从哪里抽出又刺向哪里？也就是说一部电影只有根植于某块土壤，才能起到打开窗口、自我批评和政治介入的作用。

　　    与中国历来的世俗文化正相反，西方文人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这大概是基督教文化的宣教传统吧。

　　    （本报戛纳5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