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援藏”青年孙登高和李莉共结百年之好。他们回无锡老家办了一个简朴的婚礼，不顾家中老父老母和亲戚朋友的劝阻，如期回到了拉萨市当雄县中学。孙登高2003年毕业于江南大学理学院，李莉200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两个人现在都在距拉萨170多公里的当雄县中学当教师。此时，春风早已经又绿江南水岸，但是孙登高在当雄县租用的一小间民居，不足18平方米，墙壁四面依然挂着冰柱。回到西藏，孙登高和李莉又开始觉得胸闷、头痛、气短。每次从内地回来，高原反应就会加重一层。可是他们还是回来了，他们
放不下学校的孩子们和自己的工作。
2003年6月，江南大学理学院数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孙登高同学毅然报名，决定“援藏”。这个时候的孙登高已经与无锡市一所重点高中签订了就业协议。孙登高报名“援藏”的消息一传开，同学、朋友和亲戚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的想法，年过半百的父母更是无法接受。父母都是明事理的人，知道儿子的决心已下，母亲只好含泪为儿子准备行装。临行前，八十多岁的奶奶和全家人说：“国家、国家，先国后家。”
来到西藏，孙登高被分配到距拉萨市170公里远的当雄县，这里海拔近4500米，生活环境很差。高原反应让孙登高只能躺在床上大口地喘气，头和胸部都剧烈地胀痛，有两次因体力不支晕倒在街上。
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1000多人的中学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厕所，孙登高和同事们在寒冷的草原上挖坑建厕所。仅有的一个食堂和几间宿舍勉强能够挤下学生，孙登高和其他的年轻老师只能租借民居，自己到河里去挑水做饭，晚上点着蜡烛看书、备课。在给母校江南大学的一封信里，孙登高这样写道：“在西藏目睹的一切时时提醒我不要虚无缥缈的妄作判断，也提醒我需要做的事情太多。”
给全校教师上了一堂数学公开课，孙登高得到了当雄县教育局和县中学领导和老师的认可。到当雄中学不到十天，他开始给初二两个汉文班上数学课。汉文班是有部分学生能听懂汉族老师讲话的班级。这两个班级初一期末考试的数学平均成绩一个不到2分，一个不足6分。一个学期下来，到初二上学期期末，两个班的平均分都提高到20分左右，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孙登高的公开课和教案设计在全校老师中名列前茅。孙登高同时还参加校教务工作，辅助教务主任、副主任工作，参与教务处平时的书面文件制作、排课工作、期中、期末试卷的印制。冬天那些寒冷的夜晚，气温达零下二十度，孙登高在办公室打印试卷到凌晨。
2003年12月，学校的一些学生感染了水痘，县里医疗条件差，为防传染，实行封校。学校建造在草原上，没有围墙，孙登高和其他老师轮流日夜值班。圣诞节那一晚，朋友打电话贺年时，孙登高正在冰雪中值班。2004年，当雄县开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这项工作在当地完成得实在艰辛。孙登高与母校江南大学联系，筹得一笔款项，解决了当雄县中学资金紧缺的问题。母校江南大学是孙登高坚强的后盾，他感谢母校对他的关心和支持。
这次回无锡，孙登高的朋友、同学劝他和新娘李莉留下来。一位长者甚至给他们找了一家收入很好的单位。孙登高接受了他们的心意，可是他和新娘李莉还是回到了西藏。本报通讯员 木易 本报记者 宋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