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 邓清波
一名好警察，会因为前面有车阻碍了自己闯红灯就鸣笛不止吗？一名好警察，会在公共场合无理占三分地与他人争吵吗？一名好警察，会在与他人发生口角后就找“打手”来为自己出气吗？如果这样的警察都是“好警察”，那还有什么警察是“恶警察”？
称刘立民“也是好警察”的那位警方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4月30日放假前，我还特意给他打电话，嘱咐他马上要过节了，别喝酒，别出事。”作为上司，他在过节放假前居然要专门打电话去嘱托刘立民不要喝酒、别出事，可见刘立民平时就可能是爱喝酒、酒后容易出事的。
事实上，刘立民找打手“教训”别人的做法，已将其内心深处的特权意识显现出来———警察岂是能随便得罪的。林语堂先生在谈到特权意识时说，“衙役们唯一的忧虑是会撞上另一班属于更高一级官员的人，这样他们的‘气焰’就会降温。他们也可能忧虑由于不知情而杀死或打伤一个属于更高一级官吏家里的人……”，拿这段话来套这件事，可以说是不差分毫。可见，刘立民的悲剧有更深层次的根源。
刘立民为何是同行眼中的“好警察”？其中大有值得分析之处。是刘立民在领导和同事面前将特权意识很好地隐藏了起来，还是握有权力的人根本体会不到刘立民身上的特权意识，或者习以为常？经验已告诉人们，特权意识的广泛存在只是因为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