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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份起，青岛市行政效能投诉中心专门抽调人员，首次对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暗访，当月有88名公务员受到处理。记者从青岛市纪委了解到，下一步的暗访拟将启用针孔摄像机和录音机（据《华夏时报》5月13日报道）。
舆论对这条新闻的反应是强烈的，有人认为“过度的技术依赖意味着制度的黔驴技穷”，有人认为“摄像机的监督视野是非常有限的”——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摄像机，而在于摄像机背后那种“主动出击”的态度：这种“主动出击”是对公众监督的喧宾夺主，有可能会窒息和湮没作为监督主体的公共监督，从而在南辕北辙中耗散行政效能投诉制度的先进性。不得不从头反思一下行政效能投诉制度，这个制度是为了“加强和规范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工作，提高行政效能，推进勤政廉政建设，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制度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了细化的行政效能规定，公众发现公务员违规了，可对其进行投诉，以约束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显然，公众应该是这个制度的监督主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无处不在、异体的、有切身利益的公众监督，才能对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行政效能形成制度性的压力，才能有效驯化公共部门的效能意识。也就是说，公众监督是制度设计的本意。既然公众是行政效能的监督主体，那么纪委和行政效能投诉机构所要做的，就是为公众监督创造便利的投诉通道和实在的评议制度，引导和鼓励公众监督，支持社会通过媒体曝光、网络、投诉信等方式进行监督，完善公众对机关部门的民主评议制度，为民主创造诉求平台，而不是什么“主动出击”——我们要知道，只有如影随形的公众监督到位了，行政效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角度看，青岛纪委视之为政绩的“违纪行为多数都是投诉中心工作人员主动出击暗访发现”，实乃败绩。因为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本为监督主体的公众监督的无力，公众监督的通道没有畅通，公众的监督热情没有被调动起来，公众远离监督主体，还是纪委在唱监督的主角，这是制度性的缺陷。可悲的是，这个缺陷反而被当成了政绩！它刺激青岛纪委和行政效能投诉机构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倾注主要力量去暗访取证，拿着摄像机直接披挂上阵主导监督了。纪委摄像机和录音机的喧宾夺主，这只能进一步窒息本为监督主体的公众监督，培养公众的监督惰性和社会的“纪委依赖”；进一步强化公务员“官帽和利益掌握在上级手上而非公众手上”的官僚意识，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进一步延续和扩散“同体监督”的种种弊端，左手监督右手，这意味着行政效能投诉制度的失败。摄像和录音的技术再先进，有公众监督的眼光尖锐吗？纪委的人再多，比得过公众的人多吗？喧宾夺主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纪委的摄像机越多越先进，制度越失败。
作者：曹林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