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

　　轰动全国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已渐次真相大白：5月3日，只因在路边发生几句口角，太原市刑警刘立民便指使9名打手，将北京民警李忠义殴打致死。（5月15日《京华时报》）

　　愚蠢，不仅仅是愚蠢

　　之间

　　案件总算告破，按理该舒口气了，也该向侦破了此案的太原警方表示一下钦佩之意。但是且慢，当我看到太原警方某些人员对此案的一些说法（5月11日《新京报》），却蓦的感到恐怖———太原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史水鸿称“是个人修养不够和一时的激情犯罪导致了好警察打死另一个好警察的悲剧”、“当时双方并非在执行任务，事发时都不清楚对方的身份”；而打死人的“好警察”刘立民所在的太原市尖草坪分局的督察大队队长李凤林也分析“当时一是双方没亮明身份，二是两个人火气都比较冲才酿此惨剧”、“刘立民和李忠义京沪两地的车牌可能导致误解升级”。

　　这样的说法，简直让人不寒而栗！若要按其潜含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刘立民清楚了李忠义的警察身份就不会打了？我相信这倒是可能。那么能否容我问一句：假如和太原警察刘立民或张立民等发生争执，却没有什么“身份”可亮怎么办？“外地车牌”去太原，难道就要特别加以小心？如果警察打的只是一名平头百姓，难道就“打的活该”或者罪孽就会轻一些？能够如此和黑社会“打成一片”，以至竟能一呼百应招之即来且不惜为其犯下命案，而且为一点小事就命打手打人，这样的警察竟然也够得上“好警察”？

　　细品如此“发言”和“分析”，很愚蠢，但又不仅仅是愚蠢——说其愚蠢，是因为这种“发言”和“分析”其实已经严重了损害了太原警方的形象，也损害了太原的整体形象；说其不仅仅是愚蠢，是因为其说出如此荒唐的话，决非仅仅因为智商不够。这一是为了用巧言诿过饰非，假如能将事情归于偶然，当地警方所受的“连带形象损失”便会较小，而且某些人的“领导责任”也会小一些；二也是固有的思维定式使然。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潜意识中，从来就有一种不正确的角色意识，“我是警察我怕谁”，才导致了案件的发生，更导致了对案件发生原因的如此“理解方式”和“认识水平”。

　　面对质疑，蒙混没啥用

　　李克杰

　　不难看出，对于五一期间发生在太原的“警察打死警察”事件，公安机关相关各方的表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只当作普通刑事个案，对案件的发生和后果异口同声地趋向于轻描淡写。

　　但笔者认为，公安机关相关各方对于此案的表态无疑是令公众失望的，因为轻描淡写的目的显然是力图回避公众强烈质疑的“背景”因素，不敢也不想正视“个案”中反映出的普遍问题，更无意深挖“偶然”之中的必然。

　　不错，案件发生时双方当事人的现场身份其实并不是“警察”，严格来讲这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刑事个案。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而认为“不值得关注”。太原警方所谓的“激情犯罪”则涉嫌出言轻率，有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的嫌疑。从刘立民一边跟踪被害人车辆，一边打电话召集社会闲散人员要教训被害人这一情节看，并不符合激情犯罪的标准了。激情犯罪的特点是无预谋、缺乏理智、情景性强，这样的犯罪多数发生于当场，而且行为一般由犯罪嫌疑人直接实施。而刘立民召集打手所实施的犯罪显然不符合“激情犯罪”的上述特点，变成了有预谋且能够充分预见后果的行凶。

　　至于公安部方面所称“个案不能代表警察的整体形象”的说法更值得商榷，决不能成为不予关注此案的理由。当然，我们不能断定每个个案都影响警察整体形象，但是典型个案必然影响警察的整体形象。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警察打死警察”案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刑事个案了，因为它承载了公众太多的猜测和质疑，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公共事件。对于公众质疑的公开回答不仅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也将直接影响警察的整体形象。何况，警察整体形象也都是由一个个个案表现出来的。

　　总之，“警察打死警察”案已经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成了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件，相关公安机关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回应公众反映，而不应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有报道称，政法系统将开展为期3年的大整改，目的是“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5月15日《人民日报》），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典型个案的社会意义，是很难提高整改自觉性，达到预定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