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虎队员到炼钢工人：龙启明称不后悔

　　本报记者 李梓 发自重庆　1950年，通过政治学习的20多名两航起义飞行员被恢复飞行资格，飞行基地从天津迁往重庆，后又成立西南民航局。当时没有固定的航线，这些中国仅有的民航客机主要任务是接送高级领导，所有的航班都是临时由保密局安排，甚至连飞行地图都是保密的，这让他们很不习惯。1952年，西南民航被撤销，龙启明先是被安排到航校任教练，后又被安排到重庆钢铁厂。

　　从飞行员到“炼钢工人”

　　“其他的飞行员就有走了的，曾是飞虎队华人飞行员之一的何永道返回了新加坡。对于到地方，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嘛。”但龙启明遇到了麻烦，他的国语一直不过关，和其他同事交流有问题。经过再三考虑，他被安排到计划科做轧钢计划，1955年，因为钢厂有军工项目，龙启明被调到了耐火材料分厂，“烧砖去了”。

　　此时的龙启明，收入一落千丈，又远离了蓝天，但他的心情还是愉快的。1959年以前，他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而且热切地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写了13次入党申请书，1956年，甚至参加了党员培训班，但入党申请一直没有通过，惟一的原因就是他的“背景”。

　　1959年，龙启明首次因为工作问题受到了批判。当年8月，耐火材料厂的党委书记找到时任计划组组长的龙启明，要求把8月的生产计划由6000吨提升到12000吨，龙启明记得书记甚至说了一句话——“脑袋就是依据”。

　　当时浮夸风盛行，耐火材料厂已经是“起步晚”的了，但龙启明不愿意这么做，他直接找到总厂的生产处长，处长给他出了一个点子，把计划写成“争取12000吨，保证6000吨。”到月底统计，实际产量为6036吨。几天后，龙启明在一次会上被批为“思想落后”，调去做了运输。

　　“文革把我敲醒了”

　　在那场席卷中国的风暴开始前夜，龙启明没感到什么征兆。新中国成立这十多年，他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肃反”时甚至被推举为“肃反组长”，除了没有如愿入党之外，在政治上并未觉得有什么压力。

　　文革开始后，他的处境一天天变得不妙。1967年3月9日，一群红卫兵把他关押了19天，他仔细收藏的那些东西，包括在飞虎队时的照片、证书，家人的像册书信等等，被作为“特务”的罪证拿去展览。

　　“在我的记忆里，有两次遭遇让我痛感那个时代的无知无畏。一次是在‘两航起义’后，一个非常年轻的人被派来做我们的大队长，他甚至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一开口就是‘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让我们轰了下去，后来我们向上反映，换了一位很好的领导。另一次是文革时开我的批斗会，一个红卫兵挥舞着我的香港英皇学院的大学毕业证书，说那是‘特务’的委任状，我知道他不懂英文，这真是可气、可笑、可悲。”龙启明说。

　　在关键的时刻，红卫兵的无知拯救了龙启明，他的档案上写的是曾在第十四航空队服务，后转入民航，按照政策，解放前转行超过三年者不予追究。当时并无人知道十四航空队就是名震天下的飞虎队，龙启明认为这使他避免了无数的麻烦。

　　1972年，龙启明成为重庆钢铁厂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但妻子没有看到这一天，她于此前一年病逝。“她生前曾经埋怨我不该回来，她不像我能想得开。文革的浩劫，连许多开国元勋都未能幸免。我们一起起义的人员，有10个死在了文革期间，和他们相比，我经历的不算什么磨难了。”龙启明说。

　　“文革对我的惟一好处是把我敲醒了，以前的我是如此单纯、天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恍若从梦中醒来的龙启明用英文写下一行字作为座右铭，翻译过来是“绝不再卷入政治漩涡”。

　　“我不后悔”

　　1980年龙启明退休，此后他两度成为热门人物。

　　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当时缺乏英语和外贸人才，他被调到重钢集团外贸小组，负责在深圳组建办事处；另一次是2003年以后，随着媒体对飞虎队历史的重视，龙启明曾是飞虎队员的这一段经历被发掘出来，已过80岁的他再度成为公众人物，和那些被写在传奇故事里的其他抗战英雄并列在一起。

　　“1964年，我被调去夜大做英语教员，我想有一个暑假的空闲，就申请出国探亲，文革中这成为我的罪状之一，直到1984年我才获准前往香港。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傻子才会回来，我的兄长弟妹也希望我留下来，但我回来了。”

　　龙启明的大哥在战后回到香港，后来当了公务员，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成为“太平绅士”，兄妹们后来大多移民欧洲或者美洲。“我不羡慕他们，人生是不能假设的，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你要忠实于它，我对我的选择不后悔。”

　　龙启明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让他自豪的是孩子们都事业有成。而龙启明和现在的老伴也在重庆市郊平静地过着退休生活。从这里到市中心，乘坐城市轻轨是最快捷的方法，他为这条轻轨深感自豪，“比香港的地铁还要好一点，几年前谁能想到重庆会有这样漂亮的城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