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难以丢弃的“鸡肋”(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7日11:40 温州都市报

　　曾经独领风骚，百多年一路辉煌，随着e时代的到来，它正渐渐地被人们遗忘―――电报：难以丢弃的“鸡肋”2005年05月17日

如今电信大楼里的电报业务柜台前已门庭冷落。周阿斌　摄

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邮电局。

　　风靡一时

　　日前，记者采访了温州电信局电信设计所今年65岁的老电报人徐同明。

　　面对今天电报业的衰落，徐同明更愿意沉醉于电报昨天的辉煌。徐同明从1974年开始做电报房的管理工作。

　　“很辛苦”，回想起当初的工作，徐同明用这三个字来表述。因为当时去电报房当一名报务员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通信工作是为党中央报务，为人民服务，通信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每天能够了解到那么多信息，那是很光荣的”。因为当时电报房就是一个信息聚集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里都有反映。

　　“少是1421,空是4500”，很复杂的电报术语徐同明现在依然明了于心，对记者讲起来越发津津有味。“加急电报6小时送达，城市内普通电报24小时送达……”

　　徐同明说，报务员做事都很认真，就想着如何准确无误地把电报接收、检查、分发。20多厘米宽、碗口粗的纸卷不断地传来，然后不停地将它齐整整地撕下来，再迅速地看上一遍，如果有错马上纠正。如果没有任何差错，这些电报就要被分发到杭州或温州地区所属的各县。温州出省的电报只有一条线路，按规定，一律要发到杭州电报部门，经杭州中转再发往全国各地。总之，那个时候，大江南北都是靠电报互通消息。

　　“上世纪80年代初可谓是电报业务的黄金时期。最少一个月收发电报量也有15万封，最多的更高达180多万封，这在今天是想象不到。”徐同明的言语之中一半是自豪，一半是遗憾。

　　巨大的工作量使得电报房不得不二十四小时不停歇地运转，当时共有六班人员轮流上班：8：00、11：30、13：30、15：30、18：00、20：30,报房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坚守着，忙碌着，“别的单位上夜班还能休息一会儿，我们不行，电报一封接一封，两只眼一分钟都不能闭，更别说吃夜宵。”

　　“那时电话很少，人们的生活真是离不开电报。”徐同明讲起话来铿锵有力。

　　“请到站接我”，这是当时人们在北京火车站临上火车之前向目的地发去的电报。

　　“300元，请查收”，这是当时人们给对方汇款发去的电报。

　　“相亲，请准假”，这是当时一位解放军战士给部队发去的电报。

　　“××时间、××地点开会”，这是当时上级单位向各个下级单位发去的电报。

　　“节日快乐”，“拜年了”，每逢过年过节，是徐同明最忙的时候。

　　随着电报量的增多，温州到杭州这惟一的出省线路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后来增加了上海、福州、南京等多条线路，还引进自动转报、自动译报等在当时来讲比较先进的设备，工作效率因此提高了不少。

　　门庭冷落

　　今天是第37个“世界电信日”。电信日前夕，记者走进电信局，意欲探解在e时代的今天，电报，这个于1902年问世温州、曾经独领风骚上百年的传统电信行业，如今还有多少人在使用？它将来的命运又会是如何？

　　市区南站电信大楼营业大厅，记者看到，与电话业务柜台的热闹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报业务柜台已“蜷缩”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到这里打电报的用户更是寥寥无几。

　　温州电信局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温州地区的公众电报业务量每月只有千来封，有时一天也才十几封，且业务大部分都是气象、水利等单位性质的电报，普通民用电报已经寥寥无几，对象主要是一些未通电话的边远山区的用户，新开拓的鲜花礼仪电报业务，也受到快递等行业的冲击而生意清淡。

　　无味的鸡肋

　　老一代电报人回忆中最多的是忙碌与充实。然而当记者想了解新一代电报人的生活之时，徐同明的脸上挂满了遗憾。“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电报房就很少招人了。”

　　记者在电信局的电报房里碰到一位年纪不算大的“老”电报人张阳春。“我是从1984年开始发电报的，已经干了21年了，是我们这里的老资格了。”然而，张阳春这一代人却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电信局电报大厅似乎已经名不副实了，也许该改改名字了。随着时代的进步，电报大厅已经兼起了传真、打字等副业。

　　如今，电信局里原来100来人干的报房活现在5个人干已经绰绰有余。一是电报量确确实实地少了；二是现在报房早已不是原来那般模样，几台微机取代了老式的“莫尔斯”、电传机。“虽然市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资涨了近百倍，而电报资费从上世纪70年代的0.035元／字、80年代的0.075元／字涨到现在的0.14元／字，只不过几倍而已。说实话，现在我们每收发一封电报都是在亏本经营。鉴于我国西部部分通信设施还较落后，传统电报业不会马上消失。电报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张阳春无奈地说。

　　因为亏损严重，而发电报的程序又比较复杂，从顾客填好内容到人工翻译成电码，再通过发报机发到目的地，对方接收电码以后，打印成汉字，再送到收报家庭中，每道程序都少不了专业人员。为减少开支，发报点由原来的多处营业网点，到最后只剩下了南站电信大楼一家营业网点。

　　随着程控电话的普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电报逐渐走下坡路，1995年开始，已经日薄西山了。

　　“现在的报房只有二三十个平方米，没有噪音，但是有一种令人淡漠的沉静”，显然，张阳春的感觉明显不一样。“虽然全都自动化了，但是也有自动化处理不了的，像电报挂号写错的，地址写错的，我们每天就做这些工作，当然这也是通过微机来处理的。”张阳春讲述着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

　　“……‘莫尔斯’的声响伴你走过了童年时代，电传机的跳动把你带入新的革命，互联网的魅力促使你展翅飞腾……”诗人张玉龄写的这首诗，为电信行业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本报记者王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