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忠信
前一段时间，有学者提出“脱美国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中指出，中国人的美国情结太重，无论是在科技发展，教育进步，还是制度创新，理念重塑甚至是在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反映出国人的美国化价值取向，长此以往，中国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失去自我，最终不仅失去民族特性，而且也难以实现现代化。作者关心国运民瘼，关注中华
民族兴亡盛衰的根本问题，让人感动，但是“脱美国化”这个提法却值得商榷。
中国人在近代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失去了万国来朝的大唐雄风，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寻求救国之道。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再后来是制度创新，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其实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未结束这个寻求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就是这个寻求过程的最新版本。美国化和“脱美国化”也是这个寻求过程的组成部分。
各种人处在各种不同的地位，提出各种不同的济世良方，尽管带着各自不同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都或多或少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办法，如果教育科技工业、制度创新……这些事情能够坚持不懈地一直做下去，那么是不是早就应该有大成就了？反过来说，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难道不就是坚持不懈的在做这些工作的结果吗？可见先贤们所提出的各种救国济世的良策本身并无多大毛病。这些主张后来被他人一鼓吹，一神化就来问题了。
近代以来，中国落后西方，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多向西方“求经拜佛”。这就免不了会产生“西化”问题。从翻译西方科学经典，到仿效西方制度创新，从买进成套工业设备，到建立现代经济运行体制，哪一件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哪一件不体现着西方的特色。当中国人在某一个时期找到了某一件救国济世的“法宝”之后，便奋不顾身地投入实践，心心念念地只想着能摆脱当前的困境，甚至像虔诚的教徒那样，循规蹈矩，生怕因其不慎而前功尽弃，于是便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惟恐模仿得不像。这便产生了所谓“洋奴”。有时我们说“西化”，实际上是说“洋奴”因其不独立思考而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但是，我们今天却必须仔细地区分“西化”和“洋奴”的差别，以便小心翼翼地保护中国人的进取精神。
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决不是“西化”一类的词语所能涵盖的。一千多年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人主动向印度学习，向“西方”拜佛求经。这次学习的结果是，中国的多元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盛唐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朵绚丽的奇葩。但不管主动也好被动也好，事实证明中国历来就不排外，中国的文化天生下来就是开放性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迫害甚至灭绝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这样的事情。
中国人喜欢先进的东西，追求真的、善的、美的，而不管它源自何方。每每有所追求，必定心心念念，亦步亦趋，产生浓厚的情结。近代史上英国一度称霸全球，于是中国产生了英国热或叫英国情结，包括学英语，翻译英国的科学文献，学英国人的船坚炮利，仿效英国人的虚君制度等等，大概就是所谓的“英国化”。后来俄国人在创制方面走在了前头，中国人便产生了苏俄情结，或可称之为“苏俄化”。战后，美国雄霸全球，于是中国人便产生了美国情结，包括去美国留学，引进美国投资，去美国经商、投资，到美国旅游，像美国人那样住大房子，开大汽车，挣大钱，办大公司等等。表面看上去中国人的美国情结中有许多可笑荒唐的东西，但往深里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英国情结，苏俄情结，还是美国情结，个中始终不变的东西是中国人对先进的文化理念，先进的社会制度，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渴望与追求。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二十多年的坚冰。毛泽东主席见到尼克松总统时，既陌生又亲切。而尼克松站在他面前时竟端详了很久，说不出话来。之后，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访美，史无前例地开创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登程旅美之途。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访美期间，曾登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台，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以此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稳定可信，向美国投资者发出向中国投资最安全的强烈信息。
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这种情结的后面所隐藏的东西都是昭然可见的，那就是中国人希望中国富裕强大，希望从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那里学到真本事，追求美好的、先进的，能够造福于本国人民的东西。这种“情结”因时而变，因事而异，但渴望进步，追求先进的本质却始终不变。这种“情结”正是中华民族得以进步的民族文化基因，是战国以来，汉唐以来中国多元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是激励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原始的动力。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东西，而不可以用狭隘的民粹主义态度去对待它。不可随随便便地把它混同于“洋奴哲学”之类的东西，有鉴于此，“脱美国化”的提法似乎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