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将对烟花爆竹“禁放令”做出重大调整，目前，《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已经开始在北京市政府官方网站——“首都之窗”征集意见，如果该条例草案最终获得通过，除夕到正月十五，北京全市均可燃放烟花爆竹，城八区除此时间段之外仍然禁放，而10个郊区县将全面解禁。
另外，重大庆典活动和节日期间，经市政府批准，允许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内燃放
烟花爆竹。
虽然此前国内已有100多个城市陆续宣布鞭炮解禁，但作为全国率先制定禁放政策的城市，北京鞭炮解禁仍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民俗和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而受到了尊重，意味着民意已经成为决策部门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考量，同时，它更意味着一种先进的、法治的公共管理思维正在被逐渐认可。
可以看到，实施禁放其实是政府在行使自己的社会管理权力，在多年前，禁放之所以一时间风行全国，表面上是政府出于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担忧，对公民个人人身安全的关切，但实质上，其背后反映出一种陈旧的社会管理思维——还是在把政府法令看成一种管理人的工具，注重了权力部门管理的方便，忽视了公民权利的合理诉求。
的确，燃放烟花爆竹是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有潜在危害，但是如果对此进行事前的、精确的控制和管理，如限定时间和地点，加强对公众的安全教育，规范烟花爆竹市场等，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将尽可能地降到最低。但是由于这种事前的、精确的控制和管理需要政府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所以出于成本考虑和工作的惰性，城市管理者们索性来个一刀切——一律禁放，以图获得一劳永逸的结果。
这样一来，政府的管理虽然方便了，但同时政府也难以承担起对于社会、公民的全部责任；城市公共安全虽然名义上有了保障，但大部分公民追求快乐的权利却被剥夺，公民的自由度因此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私权利的自我伸张与公权力的盲目扩张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我们最终看到这样的的情形：春节期间鞭炮声在城市中四处响起，放鞭炮的公民与执法人员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法律的严肃性受到挑战，公民与执法机关处于对抗状态。
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个城市，都在对禁放政策进行反思和改正，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更应清醒地看到，如果不对禁放背后的陈旧管理思维进行清算，类似禁放的尴尬就会层出不穷。
在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不断给政府带来难题，政府的社会管理也因此面临着巨大压力。但是，压力再大，政府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都要坚守法治的基本原则。拿烟花爆竹燃放来说，政府的社会管理要有精准性，不能因为少数缺乏安全观念的公民的燃放行为，而禁止其他公民合乎规矩的行为；政府要把权利保护作为所有行动前的首要考量，不能因为民众燃放烟花爆竹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就将大部分公民追求快乐的权利剥夺。
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各种利益诉求、各种矛盾冲突往往纷繁交织，这就要求政府发挥智慧，付出艰苦的努力进行应对，那些简单而看起来有效的政策往往是靠不住的，那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往往是破坏社会和谐的“祸首”。禁放令如此，暂住证、禁讨区……无不如此。(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