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宝笔者最近从俄罗斯考察归来，那里物象与人们意态同在北京召开的《财富》全球论坛盛况恰成对比，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彼得堡都给人以冷峭孤傲、现金流不畅旺的古旧印象和脆弱感，中国这厢则是笙歌贵气，国际富友趋鹜若云。如果从经济数据上考察，不难发现这一反差的底蕴。俄罗斯在2004年的GDP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在吸引国外直接投资（FDI）方面却只及中国的六分之一。中俄皆为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的历程、类型以及在转轨变型方面有不少共同之处，这一区别显示出世界财富的现实倾斜。
《财富》论坛与国际投资，特别与跨国公司投资有着直接的关系，出席者多为世界各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等。在今天，跨国公司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它们凭借超人一等的财力和技术力量，透过直接投资或跨国并购在全球吐丝结网，建立跨越国界的生产王国和一体化经济，实行国际分工，进行世界级制造，引导FDI的流向和流量，增大国际贸易额。进入本世纪以来，跨国并购已占到全球FDI的90%以上，而涉及证券投资、银行私人信贷、双边及多边转移支付的国际资本跨境运作更是数倍于此数，其内部产品的交易额接近全球出口的两倍，与国际生产相联系的经济产值是全球GDP的十分之一，不可胜数的当代产品、设计、理念、商业攻略、经营意识、管理组织变革由它们所创造发明，近十年来，世界各国关于FDI和要素流动的律制变迁大多与有利于它运作有关。
跨国公司也是经济全球化和超国家的行动主体，其特殊的渗透力、分解力和流动能力，使它们有条件直接参与母国甚至东道国的政治过程，超越性地干预国际事务和地区性、全球性问题，正是缘于此，它们越来越被接纳为最具全球意识的国际政治经济主体。
在改革开放10年后，世界大的跨国公司开始属意于中国，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由于中国成功抵御了“金融传染”，长期维持了GDP的较高增长率，引发了全球跨国公司的投资欲望。到今天，《财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这些跨国公司主要看中的是中国的市场因素和在全球网络结点中的区位因素及其繁衍效应，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中国坚定顺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精神，以及提高行政效率，增加透明度的切实行动。
而没有底气走出国门，或者说不能成规模地跨国界经营，则正是中国企业的软肋所在。我们既然有决心有能力开放国门，并不亦乐乎地邀约世界跨国公司的CEO们招摇而至，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推动中国企业加入跨国公司的行列，到世界上去展开渗透和繁衍呢？
（侯颖／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