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文化大省
韩强
20世纪80年代爆发于广东的“全民皆商”壮举使全国为之惊愕，人们评价广东人有“天生的重商意识”。80年代后珠三角率先崛起，成为我国目前城市最稠密、最繁荣的城市群
。20年间，广东从一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落后省份，一跃而成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人们将此归因于重商意识。于是许多轶闻趣话流传开来。比如，没有广东人不敢赚的钱；广东人发现商机眼睛比谁都亮；尤其是潮汕人人皆商，则传得更神。广东女人爱生意也成为有力佐证。有人总结，北京姑娘“泡吧”忙，四川姑娘“写真”忙，上海姑娘“上网”忙，而广东姑娘“炒股”忙。有人对广州三家交易大厅进行调查，结果女股民竟占78.6％。于是有这样的描写:成千张粉脸朝着一个方向，飘红和飞绿不时引发一阵尖叫和叹息。开个商铺是广东人最习惯的方式，算是小菜一碟。广东因此私营和个体经济最为发达。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对饱受贱商传统浸润的内地人来说，是很难跨越的一道槛。自古粤商就与浙商、鄂商、豫商、徽商齐名，今则京沪粤商纵横于天下。尤其是海外经商，现代以前几乎粤人一统天下，许多人海外“往蕃”而成“蕃客”，这也是广东特有的。说广东人是“商人的后代”，可能绝对了些，但挺传神。当然，这与负面的评价联系着，商人有见利薄义甚至忘义的时候，也含重利而轻别离的寡情。有人说海派文化有“商”、“学”两级，上海人是“经济人＋文化人”，而岭南文化似乎只有“商”这一级，广东人往往是赤裸裸的商人，其形象很肤浅。
因此从更广的视野看重商，同时提升广东商人的层次，的确是有必要的。将广东的成功归功于一种意识不够准确；将重商仅仅看作意识也缺乏文化学的考量。重商还是一种文化，是在岭南这一地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精神特质。广东人敢于冲破一个个传统禁区，“用好政策，用足政策”，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重商精神。内地尤其是同样赋予政策的其他省市或特区，曾发生大量外商投资被屏退的事。近年西部大开发，也有不少土政策和地方保护吓退了外商、粤商和沿海投资者的事件。这与广东人“见钱眼开”，把投资的外商当财神爷一样供奉，简直泾渭分明。西部开发是一个艰难的事业，也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痛苦蜕变的历程。西部一些省份如四川的有识之士，喊出了首先进行文化观念更新的呼声，我看是很有眼光的。
重商作为文化精神而非简单的意识，还在于它渗透于粤人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构成浓重的文化氛围，是广东最早形成市民社会的动因，而不只是与商人相联。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注重实务、实利和世俗生活，讲求感官享受而淡化儒家和传统理念。满街皆商的“西关商廊”展现出岭南最有代表性的市井风情画。它从明代开始就是集衣食用玩购物交易为一体的老商业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行街”、购物和生意是广东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感受到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市民生活及岭南社会的各个层面。商业和消费文化强力催生了广东经济奇迹，一度使大上海黯然失色，岭南商业文化和平民文化以当代中国强势的地域文化大举北上，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互相补充与砥砺，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可见它是很有力量的。但它以大众通俗文化，携港澳之势而大行其道，未必长久；商业和世俗文化固有媚俗的一面，浅薄有时是难免的。所以许多外省人觉得它不入主流文化，始终没能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主导文化类型。广东文化人自弹自唱，不太敢攀比，还有自古“偏安一隅”的心态，有时会欠缺文化建设上的大气魄，“三足鼎立”还是由外省文化人说出来的。
重商文化不仅渗透于市民生活中，还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平民意识、平等观念和市民社会最早在广东形成，近代商业文明使广东最先成为西方文化的登陆点，由此引发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并在20世纪初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变革和文化巨人。现代的二度辉煌中，政策之功不可没，临海且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华侨众多的人缘优势也不可忽视，但最基础的还是整体的文化氛围。小平同志最初在四个特区中就选择三个广东城市作为试验田，有深厚的文化根据。重商性和平民性是岭南文化特质中起主导作用的两个内涵，而重商性又是基础，它们共同造就了岭南物质文化的多元性、实用性心态和观念文化中的开放性、冒险性、求变的动态心理和兼容的胸怀。改革开放中广东淡化姓资姓社等争论，埋头实务和赚钱，不怕苍蝇进来而对海外打开窗口，同时兼容国内所有的文化和人才人力，这许许多多故事都与重商文化的氛围有关。当然所有这些文化精神是系统地发生作用的，才有广东20多年来经济与政治、社会和文化事业的良性互动，而产生全面的进步。不停留在重商意识和商业的小范畴，而进入广义文化的视野，我们对重商文化才能有更深一层的把握，同时对其优长和缺短有较全面的辨析。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