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官场震荡”后的辐射效应

　　机构改革，在精减官员的同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政府作风有了何种转变，减下来的官员是否把某种启迪带到了新的岗位上———

　　去年7至10月，成都市在13个区（市）县全面进行了乡镇机构改革，共撤并乡镇76个，减少乡镇办事机构205个，精简乡镇干部1133名。半年多过去了，这些干部的心态有了何种变化？“官场震荡”之后，政府的作风出现了何种新气象？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段时间在

成都市区（市）县的一些乡镇进行了采访。

　　上千名“和尚”没了“庙”

　　人们对去年下半年成都市那场乡镇机构改革记忆犹新。那次改革力度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全市乡镇撤并率达24.1％，精简乡镇办事机构14.0％，其中温江区、都江堰市、蒲江县等地的乡镇撤并率达32％以上。乡镇数量减少，意味着“乡官”职数的减少，一批乡镇干部的“饭碗”受到了猛烈冲击。

　　据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局长李绍华介绍，机构改革之前，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文件，为在竞争中未能上岗的行政人员列出9种分流途径：正常退休、提前退休、病退、离岗待退、离职待岗、离岗培训、自谋职业、流动调剂、转岗安置。

　　在都江堰市，一组数据表明了分流去向：调整前实有乡镇领导干部223人，调整后实有乡镇领导干部140人，减少了83人。这83人中，交流到市级机关的46人，交流到各旅游管理局的18人，19人从实职领导岗位上改任非领导职务。在青白江区，乡镇行政编制由387名减少到277名。其中，领导职数由原来的每个乡镇8至9名精简到6至7名，减少了62名。

　　数据说明，成都市这次乡镇撤并涉及的干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一些乡镇“一把手”或被调整为“副手”，或从实职岗位上退居二线；不少乡镇“副手”或被调整为一般干部，或被改任非领导职务。

　　“低就者”找不出抱怨理由

　　在乡镇机构改革前，成都市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去年3月专门派出人员对全市乡镇机构运行情况进行了2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走访了70多个乡镇的2000多名乡镇干部群众，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各区（市）县也组织专门人员做好相关工作，为顺利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各区（市）县注重落实群众公认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坚持差额产生新的乡镇领导班子，有27名干部通过公推直选当上了乡镇党委书记，在配备副镇长时，由群众代表从原有的副镇长中差额选举产生，每个镇至少有一名差额人选，落选的将不再任镇领导干部职务。通过竞争，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创新意识足的干部走上了乡镇领导岗位。同时，各区（市）县严格按照政策，稳妥操作，稳步推进，尤其做好“下”的干部的思想工作，妥善解决调整分流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蒲江县在摸底调查时发现原敦厚乡副乡长李俊明，本人已在乡镇工作20年，其家住县城，妻子无工作，孩子又刚动手术，生活不能自理，县委在调整时充分考虑其实际困难，把他交流到县工商联工作，本人十分感激。

　　“芝麻官”的心态调整

　　乡“官”虽是“芝麻官”，但因为乡镇撤并从原位上“降下来”或“退下来”，心理上能适应过来吗？人心会不会不稳？

　　彭州市西郊镇原党委书记高显中，现已“低就”为该市民政局副局长。他坦率地说：“当然，谁都有个过程，关键是能以工作为重，要放得下。再说，这几年随着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公推直选、三荐一选等干部选任方式逐步推行，‘下’的干部也见多了，也更容易想得开了。”

　　李建华是都江堰市金凤乡原乡长，调整到青城山管理局任副局长。对正职变副职，他也曾犹豫过，但看到不少干部和他一样，家人也未对他的“降职”施加压力，他认识到：不管是乡长还是副局长，职务都是组织上和群众给予的，“上”也好，“下”也好，当干部最重要的是干事。

　　在新津县有一位在“虚职”上务实的干部。他叫高俊文，任新津县兴乐乡原武装部长，现任新津县方兴镇副镇级调研员。在他改任乡镇的非领导职务后，刚上班才几天就和其他镇干部一起在夜晚冒雨深入农户家中，对因100多亩雷竹栽种问题而准备上访的群众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并提出了“政府、投资商、农户”三方负担的方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受到群众的好评。高俊文说：“我是一名转业军人，为群众服务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组织把我放在哪里，都会尽最大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发挥好自己的聪明才智。”

　　现任温江区公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陈家全在谈到干部“下”的问题时更是坦然，“有为才有位，干出成绩才是最重要的！”陈家全，1998年当选为温江区金马镇副镇长，在竞争上岗时落选，交流到公平镇街道任农业经济发展中心主任。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他毫无怨言，在全镇工业经济管理、成温邛道路拆迁等重点工作中实绩突出，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