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警察打死警察

　　作者： 来源：新 闻 打人警察单位领导停职

　　“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一案最近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新闻。事后两地警方对案件的表态更是引来众多议论。17日从太原市公安局传来消息，该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尖草坪公安分局局长、政委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检查（详见本报5月18日A16版）。

　　太原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史水鸿说，“5·3”案件给公安队伍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是个别民警特权思想恶性膨胀的结果，是一起由特权思想演变成的犯罪案件。太原市公安局决定在全局开展以反对特权思想、遵纪守法为内容的教育活动。追问谁来回应公众关注的种种细节

　　这起刑事案之所以变成了吸引公众眼球的公共事件，是因为老百姓有超越个体人物、偶发事件的联想力和推理能力。没人能阻止普通民众由这件偶发事件联想到警察这个群体，而他们对警察群体的印象依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构成，比如说他出去打工碰到查证件的某个警察，比如说他的亲友讲述的与警察打交道的故事。对警察的整体印象便是这样一点一滴构成的。

　　毋庸置疑，警察是一个特殊性行业，因为警察有执法的强制力，一旦把握不好就会衍生出特权。既然这件事已然成为公共事件，我觉得有些细节公众有权知道。

　　从司法的层面看，这只是个案而已，死者和行凶者是警察还是教师、工人没有区别，他们平时是敬业的好警察、还是一贯耍威风的警察也不重要，办案人员依照法律程序调查取证、公诉，法官依法判决，只对法律负责。而公众的关注显然超过了司法层面，关系到公众对警察群体的认知，那么有关细节就不能遮遮掩掩。比如说，北京这位普通警察怎能开40多万元的车去度假？这车是自己买的还是借的？如果是买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是借的，也得澄清一下，这车是借谁的？是亲友的还是辖区其他人的？再有，太原的那位警察何以开一辆上海牌照的车，这辆车是不是涉案的暂扣车？如果是，单位领导也难逃干系。那些参与殴打的社会人员究竟是怎样被召集的？其流程如何？他们和指使的警察究竟有何种关系？

　　像双方所驾车辆的来源这类细节似乎与案件的审判关系不大，但与警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巨大，不能含糊地遮掩过去。审判是否公正，那是法官的事，公众更关注种种细节。如果人为地屏蔽这些细节，公众就只有天马行空般地想象了。摘编自《燕赵都市报》5月18日文/李勇纵论 我们为何关注“警察打死警察”

　　相关方面“仅仅是个案，不值得媒体如此关注”的说法，近日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应该说，相关各方相关人由于自己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其表现出的态度有所区别是很好理解的；而站在警方自身的角度看问题，这样的态度也有某种合理性。比如，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否定一个警察经年累月的工作表现，不能因为出了个别害群之马就否定全局工作、进而影响整个队伍的情绪等等。但是，站在社会和公众的角度来看，关注是必然的，问题的另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以执法为民为己任的公共权力机关，拒绝公众关注其实就是拒绝公众监督，而离开了社会公众的监督与支持，不但与“人民公安”的主旨相违背，也不利于自身良好形象的确立。

　　警察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国家权力，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行使警察权的警务人员既可能是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也有可能是公民权利的侵害者。这就需要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实际上，近几年来，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公安机关所出台的一系列警务改革举措才得以成功实施；正是因为有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些严重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害群之马才得以被清除，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才得以维护并提升。

　　所以，透过这一被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我们发现，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究竟是“好警察打死好警察”还是“坏警察打死坏警察”。这不是一个“谁好谁坏”的道德判断问题，而是一个法治问题———即如何将警察权力的行使及警察的一举一动，都始终控制在法律的框架内。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并确保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并依据法律，必须首先保证自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对他人生命的珍视应当成为他从警做人的基本品格。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关注“警察打死警察”一案的基点所在。

　　此案中，打人警察所表现出的极其严重的特权思想令人深思。仅仅因为几句争吵，就诉诸武力寻衅报复，“是个别民警特权思想恶性膨胀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公众的高度关注更应当成为公安机关提升自身形象的重要契机。摘编自《工人日报》5月18日文/郭振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