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违法该由谁担责？

　　合肥晚报4月18日，全国首例因儿女被精神病患者伤害致死而状告民政、公安部门不作为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束。湖南省衡阳市警方向李衡夫妇支付了8．8万元费用。但由这起案件反映出的现实，让人心惊。

　　累累血案

　　今年36岁的李衡家住衡阳。2004年2月27日下午5时，他11岁的儿子李阳带着两岁半的妹妹李瑶正在玩耍，忽然，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手举着一根粗木棍，向两个孩子的头部狠狠砸去。当附近居民赶到现场时，两个孩子已倒在血泊中。该男子则不慌不忙地回到不远处的桥洞下休息去了。李瑶当场遇害。重伤昏迷的李阳两天之后不治身亡。而这天正好是他父亲李衡35岁的生日。案发后不久，警察赶到现场，将仍停留在桥洞下的凶手制服。据办案民警透露，凶手抓进来时胡子拉碴，上身戴了3个胸罩，穿了10多件衣服，12条裤子，让警察都目瞪口呆。在对其进行讯问时，对方除了口中念叨“杨胜利、石家庄”外，其他一概不说。3月12日，司法鉴定书得出结论：凶手杨胜利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责任能力，建议长期监护治疗。对如此鉴定结果，当地居民并不感到意外。原因是，该名“武癫子”（当地俗语）制造血案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据当地居民说，这名“武癫子”已在桥洞下待了4年多，用石头、木棍先后打伤10人以上，仅2003年就有两人被他打成重伤。在旁边铁道口值班室工作12年的职工梁光斌，于2004年3月26日接受律师调查时称，该名“武癫子”在2002年还打死了一个人并扔到了河里，是他看到后报的案，警察也抓了人。但没多久，他看到癫子居然又回到了桥洞下。李衡夫妇认为，正是因为杨胜利这个不知来历的疯子在当地作案4年多、行凶数十次，却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有效控制，才最终导致了自己儿女悲剧的发生。事发后，李衡夫妇把蒸湘区民政局和蒸湘区公安局推上被告席。认为两被告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导致精神病患者杨胜利流浪4年多时间而未被强行遣送，也没有采取其他保护性约束措施，最终导致原告儿女死亡的后果，两被告应依法承担责任并赔偿58万元。2004年4月30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这一案件，并于5月26日开庭审理。但两被告都认为自己不该对此承担责任。法庭审理后，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决定追加衡阳市公安局和民政局作为被告，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调解结果。

　　杨胜利的背后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类似的问题不在少数。在杨胜利之前，一个名叫周和平的精神病人曾经杀害过两个人，还一度拿着10来把尖刀在学校门口要杀学生，后被警方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就在李阳死后不到一个星期，当地一家农贸市场又发生了一起案件。一名在市场买菜的妇女遭到袭击，一个女精神病人操刀砍了她好几刀，几致残疾。一名知情人士告知，在该市发生的精神病人作案，杀人的，放火的，抢钱的，一年有好几起。衡阳市公安局防暴大队一名队长曾透露，自1996年以来，他们已经处理过100多起类似的案件。按照《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治疗。但医院方面对此却叫苦连天。衡阳市第一精神病医院党委书记欧阳洪青告诉记者，经费是主要的障碍。他说，由于财政没有拨资金，被110送来的精神病患者在医院治疗后，往往找不到其家人。有时，即使找到了，病人家属也不出钱。更何况，精神病很难根治，需要反复治疗。这些巨额医药费都由医院来承担，给医院的运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现在他们只能发60％的工资，即便如此，也有1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出来了。据了解，目前衡阳市只有两家公办精神病医院和一家民营医院。而当地的精神病患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医院的容量。欧阳洪青告诉记者，精神病的发病率现在是6‰左右。衡阳700多万人口，应该有4万人。但能够得到治疗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他说，那个曾经杀害过两个人的精神病人周和平，在经过多次请示后，市政府拨了两万多元的医疗费，但现在早已用完。而像这样能拿到钱的也是少数。

　　遭遇法律空白

　　卫生部的统计数字表明，早在3年前，中国的精神疾病负担就已经排在疾病总负担的第一位。据统计，目前中国有1600万精神病患者，其治疗费用和因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负担约占全国疾病总负担的20％，到2020年，将占到疾病总负担的25％。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仅为30％，相关医疗机构只有500家，平均一个医生要负责1万多精神病人患者。据记者了解，目前对这些流浪的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已是一个难题。衡阳市救助站负责人介绍，按照新的救助办法，原则上是实行自愿救助、无偿救助。而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则难以做到自愿申请救助。新救助办法还规定，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他们向救助站求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站。但精神病人不能控制行为，在引导后不听从该怎么办？新救助办法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李衡夫妇的律师张国经则认为，在立法方面还存在疏漏之处。“很多精神病人其实都有监护人，但这些人不愿意履行监护人职责怎么办？法律并无规定。”再者，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在年老、患病等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从哪里获得？也没有具体规定。·洪克非·（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