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爱教育的人眼里应该有泪水(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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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20日13:41 海峡网-厦门晚报 | ||||||||||||
苏州市副市长、“教育的传道士”朱永新其人其事 核心提示 他试图打造一个教育的乌托邦,他希望唤醒更多的人加入“新教育实验”行列。在他为新教育实验身体力行实践并推广的时候,人们更关注的是他的双重角色:学者和官员。 他就是朱永新,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市政府副市长,一个“学教育、研究教育、管教育”的政府官员,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教育家。 本周日上午,应本报《教育周刊》、湖里区政府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邀请,朱永新将在湖里区影剧院,为800多名教师作“走进教育新实验”的专题学术讲座,本报今天刊发记者专访文章,以让读者提前感受这位“教育市长”的诗人气质和理想情怀。 朱永新,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在教育政策、中国教育史、日本教育、中国心理学史等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 “丐帮帮主”如是说: 教育孩子比做驾驶员要更加负责 “现在孩子学得太苦了。老师也苦,我们整个的教育甚至是以牺牲老师的发展为代价的” 《教育的理想与理想的教育》,是朱永新创作的一首长诗,至今在教育界被广为传诵;而像《享受教育》、《教育是一首小诗》等不断流淌出来的诗作,尽管他一再声明“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可能更像是口号”,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些“口号”已经击中中国上百万教师的心灵,并以蔓延的姿势发芽生根。 现在,朱永新的名字总是与“新教育实验”连在一起。 2003年7月,一场被称为“新教育实验”的研讨会在江苏昆山市隆重召开。由于参加研讨会的四百名老师多为贫困地区的小学校长,这场“昆山会议”又被戏称为教育界的“丐帮大会”。研讨会上,作为“丐帮帮主”的朱永新提出了富有理想色彩的“新教育实验”理念:“无限相信学生与老师潜力,交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 这场“新教育实验”开始于2002年7月的,从实验一开始,朱永新就宣布:“新教育实验”为公益性实验活动,凡实验学校及个人均不交纳实验费用。课题组为申请者开列的条件是:凡接受本实验项目主持人的教育理念,愿为实现“新教育理想”而行动的学校与个人,都可自愿参加新教育实验。每个周末,朱永新几乎都出外讲学,传播他的理念。不到一年,“新教育实验”的星星之火就遍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200多所学校。 朱永新告诉记者,因为新教育实验有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这听起来比较玄,但是事实上它很具体。为了一切的人,当然我们首先要为孩子,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孩子学得太苦了。第二方面,孩子们苦老师也苦,老师们也没有快乐,那么我们整个的教育甚至是以牺牲老师的发展为代价的,不是说让老师做蜡烛吗?点燃自己去照亮别人,老师自己燃烧了,成了灰了,你还怎么去照亮别人呢?老师更需要照亮自己。 同时,新教育实验还面向父母亲。他说,现在学个驾驶要学很长的时间才能发个驾驶执照,但是现在教育孩子,一对青年男女随便领一个证就可以教育孩子了。整个新教育是为了一切人,让孩子们,老师们,父母们,全社会的人在教育过程中,能够大家一起来享受教育的快乐。 单纯的官员或教授都无法完成的角色 “一种思想靠权力是无法推行的,它只有靠认同,只有靠情感。个人权力有一定影响力,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许多场合,朱永新都会遇到同样的提问:作为学者和政府官员,如何转换和保持协调的双重角色? 他向记者解释:有人认为,学者和官员是天然冲突的,犹如思想家与政治家,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学者是“挑错的”,他研究问题,批判现实,而后者则是建设者;前者总在考虑什么是“最好的”,后者则考虑“可行的”。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他认为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可以把批判和建设的角色合为一体。作为分管教育的市长,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教育,同时又是大学老师。朱永新说,这几种身份其实在本质上是有共同点的,在这几种角色中,他可以用教育作为整合的一个“抓手”,在这一点上他很幸运。 “新教育实验”的第一个实验学校是在昆山市玉峰小学,一所创办不到一年的新校。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它现在的位置已经在昆山排名第一了。朱永新说,一个好的教育实验和应试并不矛盾,并不是说他做了这个,这个考试就会一塌糊涂。事实上,参加所有实验学校的老师们和校长们,都在实验过程中,体验到和感受到这样一种实验给他们带来了欢乐,带来了成长,包括分数的进步。 有人因此质疑:这个实验在昆山,也就是在苏州地界之内的学校实验做得比较成功,而且整个学校的升学率、教育水平在苏州拔尖了,这跟朱永新的“市长”身份有直接关系。朱永新坦言,这很难说没有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天然的,但他即使是以民间的身份做的这个实验,也难以摆脱市长这个角色。可是,在苏州以外的许多地方、许多学校,特别是农村的学校,困难地区的学校,都是优先参加“新教育实验”的,这些地方、这些学校都不属于他领导,但他们的老师和孩子们同样做得很精彩,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在苏州之外,我是不可能靠行政命令去要求那里的校长和老师接受我的理念的。现在全国21个省市的317所学校新教育实验,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和老师申请加盟,靠的是他们对这种理念的认同。一种思想靠权力是无法推行的,它只有靠认同,只有靠情感。个人权力有一定影响力,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朱永新认为,一个最好的教育,应该是全面提升孩子素质的教育,素质当然包括了应对各种问题,包括应试在内的这样一种教育。因此,有像很多校长一开始都有这样的疑问,说“我们现在是戴着镣铐在做教育”。他的解释是,在戴镣铐面前,很多人有不同的态度,有一些校长躺倒不干了,反正是镣铐了;还有一些校长在挣扎,挣扎得很痛苦;但是还有一些校长呢,戴着镣铐,他跳着很精彩的镣铐舞,像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四川省新教育实验学校副校长李镇西就属于戴着镣铐在跳舞的人,他活得很潇洒,他和孩子们都很快乐,他承认没有好的分数他不会这么快乐。 从这一点说,朱永新不否认自己也是在“戴着镣铐跳舞”。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在他看来,就是让人最大限度的成为人本身,而不是成为工具,不是成为分数的奴隶,不是成为学习的机器。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学习不要分数不要考试,而是说它不仅仅是考试,或者说主要不是考试。 教育家的忧患: 为高考改革开五大“药方” “一方面是社会的不满、百姓的怨言,另一方面是‘教育家们’的无动于衷甚至是冷漠,这可能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去年的大年初一,朱永新读到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篇题为《文坛的节日》,他的眼睛湿润了。这篇文章讲到:“真正的作家总是忧患的。他们的工作更接近于医生而不是美容师,他们把目光盯在生活的病灶上、人性的缺欠与社会的痼疾上,然后痛下针砭。他们不会在真理面前打折扣,因为心中怀有崇高的理想。” 朱永新说,这段文字其实也是对教育家说的。对于教育,一方面是社会的不满、百姓的怨言,另一方面是“教育家们”的无动于衷甚至是冷漠,这可能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当然,说话是有风险的,每天都有许多朋友劝他少说少言,甚至他的家人也要他“少管闲事”。但是,他“宁可不说话,也不说假话”,而且由于对于教育爱得太深,风险与责任比起来,应该是责任更重要。所以,一个真正爱教育的人,他的眼里应该是有泪水的。 这是朱永新作为“教育理想者”的悲悯情怀。于是,在去年底举行的首届中国教育家大会上,他又禁不住呐喊:“如果高考再不改革,我们的教育会出问题!”为此,他专门提交了自己设计的高考5大“药方”。 首先,国家集中办好10所或20所一流的国立高校,每个省办好1~2所省属的高校,有条件的地市办好1所市属高校。国立、省立、市立高校进行分类的独立考试。其中,国立大学一定要面向全国公平招生,必须是全国统一的试卷或者是国立大学联考的试卷,并且要严格按照统一的分数线录取,不允许有地方的分数差异。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把大部分的学校和学生解放了出来。 其次,把考核学生和录取学生的主动权交给大学。让大学依据自身的教育理念、办学特色而择优选择人才。很多人担心这种“权力的下放”肯定会滋生腐败,不少大学的招生丑闻似乎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但是,社会的发展不是靠一个个禁令发展起来的,而是靠一个个措施。”朱永新说,对于可能出现的腐败,最好的办法是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大学建立有人大、政协代表参与的招生委员会,对于“特招生”要在媒体公示等等。 再次,改变单一的分数评价,建立综合的招生评价体系。在高校招生选拔上,考试分数不应该是高考录取的惟一标准,要探索在考试的基础上,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科学方法。尤其要重视学生从事公益活动与社会服务的记录。第四,建立各种学校之间的“立交桥”。加强学校之间的学分互相承认和和交换,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学校,可以通过一定的鉴定程序,为优秀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条件。最后,增加考试的次数,将考试中心变为真正的管理机构。每年设置几次考试,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机会参加考试,并且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一次参加竞争。 朱永新还是全国政协常委,他把这些呼吁变成提案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尽管他的呼吁不可能马上变成现实。这包括他多次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未果的情况下,他因此一直告诉身边的老师:“当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先改变自己,尤其是在教育理想的追求上面。” 本版撰文 吴慧泉 链接: (厦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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