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回归自我”的心路历程

　　徐庆全　文

　　胡绳先生80诞辰时，写了《八十初度》诗并一首80自寿铭。诗有“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句，铭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语。这30年，用胡绳自己意思来说，大致“是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1957年到1987年这段

时间。

　　李普在《悼胡绳》一文中，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这一评价，是很确切的。

　　胡绳15岁时，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18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20岁，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30岁，写了《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部著作，成为四五十年代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后，这位“少年早慧”、被夏衍称之为“神童”的理论家，虽然仍时有著作问世，但当年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已不复存在。在胡绳的人生历程中，就进入了“惑而不解”的阶段。对此，胡绳自己有过概括：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

　　令人奇怪的是，胡绳这种“茫然”一直持续到1987年。他在与郑惠等人谈话中明确地谈到，“文革”结束，对于思想理论领域的方向问题，大约到1987年他在思想上才整理清楚。诚如郑惠所说：“总的说来，他是伴随着形势发展的主流而逐步前进的。但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他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

　　从1978年到1987年社会大转变的10年间，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有人曾这样概括说：双年反“左”，单年反右。在这期间，胡绳在做什么？他在思索中为“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蕴积着力量。

　　谈到胡绳，他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作为，一直为人所诟病。个中最深层的原因是思想框框。1979年1月24日，胡绳在理论务虚会中谈到这一时期的认识时说：

　　我在反对这种说法时，自己陷入矛盾。当时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经过若干年的政治动乱，群众中存在着很大的思想纷乱，以为马列主义不灵了，毛泽东思想不灵了，社会主义不灵了；现在报刊上片面（当时我认为有片面性）强调实践的权威，同时说，马列也有错误，毛泽东也有错误，闸门一开，是值得担心的。现在看来，我这种担心是错误的。

　　对于这次错误，胡绳没有替自己辩护洗刷，反而检讨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诸如此类触及灵魂的检讨，胡绳自觉地进行了很多次。

　　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这次经历，使他从此摆脱了本本和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反思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艰难地然而是坚决地找回了自我。

　　郑惠认为，“反映胡绳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胡绳在1989年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绳一改以往的作风，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思考。他在文章中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大问题：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二、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三、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讲到经济体制改革要过商品经济关，政治体制改革要过民主政治关。文章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的思潮，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实践证明此路不通”。胡绳的文章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在1989年，否定改革开放、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的思潮又一次掀起。因此，郑惠认为：“胡绳这篇文章，同这种思潮针锋相对，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新时期的路线和理论，有许多新见解，表明他确实已走出长期的思想困惑，进入‘知天命’的新境界了”。

　　而一旦“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后，胡绳的惊人胆识也就显现出来了。代表胡绳晚年思想的著作，收入在他逝世前不到10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写这些著作的时候，胡绳年纪渐入老境，思想却是年轻的，是与时代的前进而俱进的，形成了一个光彩的“胡绳学术晚年”；同时，“回归自我”后的“真”，也打造出一个不为名誉所动的勇于探求真理的光辉形象。（《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来源：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