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联合国的故事

　　1964年，他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普通毕业生。2001年，他成了在联合国中职务最高的中国人。2005年5月15日，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从复旦大学领导手中接过了“名誉教授”的证书。陈健——我和联合国的故事

　　安南委托我表示祝贺

　　记者：这次上海论坛开幕仪式上，您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向复旦百年华诞表示了祝贺，这无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陈：来上海之前，我对安南说，我这次回国，不光是休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参加母校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活动。他立刻说“好啊”，并委托我向复旦表示祝贺。

　　记者：我们知道，在联合国里，您是副秘书长，安南是秘书长。所以您在一些场合曾幽默地说，安南是你的老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协调处理的？

　　陈：联合国是长官负责制，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各管各的。在主管的部门内，没有重大的问题不用向秘书长请示汇报。出了问题，他会来找我。

　　记者：您怎么评价您的“老板”呢？

　　陈：任何一个当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都要对各个国家的相对实力非常“有数”。安南是很聪明的人。他处理大国关系，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头一次在联合国当“经理”

　　记者：您在联合国主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这是个什么样的部门？

　　陈：会议管理部是联合国所有部门中人员最多、事务最多、花费也最多的一个部门。光总部就有1200多名工作人员，其开支占联合国总预算的17％。

　　简单地讲，我的工作就是与联合国大会主席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保证联合国大会正常运行，还负责联合国各种会议的组织工作，从会议的规划、管理、同声传译，到文件的翻译、打印、出版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会事务管理部是确保联合国正常运作的枢纽。

　　记者：您曾经当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日本大使，现在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角色转换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无论是当发言人还是大使，我代表的都是13亿中国人和中国的国家主权。而现在的工作，则主要是代表联合国，说话办事都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当然，这两者在本质上是有一致性的。但在这之前，我从未搞过管理，这是第一次，在联合国当起了“经理”。

　　向“文山会海”开刀

　　记者：会议管理部原来叫做会议服务部。听说是您改的名字，是吗？

　　陈：确实是这样。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中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多年来联合国形成了一种“陋习”，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山会海”。整顿“文山会海”就是我上任4年来干的主要事情。

　　记者：具体怎样改革呢？

　　陈：首先管会。我们规定，会议只能在上午10时到下午1时，下午3时到6时之间开，晚上不能开，周末不能开，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结束，不能拖。我当了多年的外交官，知道外交谈判的一个特点。只要知道还有时间，双方都不愿意最后摊牌，所以会议总会拖延。这个规定开始实施时，有人担心外交官们会不会有意见。没想到，外交官们很感谢我。因为我保障了他们的休息时间，这些外交官晚上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了。

　　第二管“文山”。联合国从前有过规定，文件不能超过20页，但是这个规定从未有人认真执行过。我上任后明确一点，超过20页可以，要获得批准，由我的副手批。这样一来，一想到要找我副手批，很多人就自动把文件控制在20页以内了。

　　最大的“大锅饭”需改革

　　记者：说到联合国的内部管理，您遇到的最大困惑是什么？

　　陈：联合国的雇员是终身制的。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我管理本部的1200个工作人员，在整个联合国里头，我管的人则达到1800人。但是我无权解雇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权利把任何一个人降级。如果我再早20年来到这里工作，我会觉得很习惯，因为中国也有“铁饭碗”。现在，中国渐渐打破“铁饭碗”，不料发现联合国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铁饭碗”，甚至是“不锈钢饭碗”。

　　记者：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联合国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陈：今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中就有一条，让成员国批准秘书长一次性地裁减冗员。这条如果批准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的。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