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5月19日报道，日前，四川省委办公厅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清理、整顿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对四川省原有79个议事协调机构进行整顿清理，其中29个机构被撤销。
议事协调机构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笔者认为，就优化行政机构设置、提高行政效能而言，四川省精简“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的做法，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
用。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领导小组”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一些“领导小组”在特定的时期内，解决了某单一部门所难以统筹、协调解决的问题。而且，一些“领导小组”的机构、人员和经费渠道尽管不够固定，也没有法律赋予的职权，但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但是，要设立“领导小组”，我认为，一般应基于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完成特别重大而又牵涉面广的任务，比如扶贫开发、重大建设等；二是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情况，比如防治非典。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领导小组”，将相关部门纳入“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之下，有助于办事提高效率，实现相关部门的整体联动。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即便是一般的日常工作，或者是部门分内之责的工作，也往往要通过成立“领导小组”来推动完成。一些部门喜欢借用领导权威推进工作，千方百计说服领导成立“领导小组”，把相关部门纳入“领导小组”麾下。于是，成立“领导小组”甚至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无论部门也好，领导也好，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就是成立“领导小组”。结果呢？“领导小组”遍地开花，工作效率却不见得有提高。
过多过滥的“领导小组”，反映出某些行政领域内的形式主义作风。一些“领导小组”有名无实，不仅造成行政资源的巨大浪费，有时还可能降低而不是提高行政效率。同属一个“领导小组”下的不同部门，有的从利己角度出发，在有利可图的好事面前争当急先锋，而遇到麻烦事，则畏缩不前。很显然，这就背离了成立“领导小组”的初衷。
在行政机构已经比较健全、分工较为明晰的状况下，寄希望于通过成立“领导小组”推动某项工作，还可能滋生一种行政惰性。报道中有个例子很耐人寻味，说的是“四川省金桥工程领导小组”，是专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办公室设在该省科协。其实，促成科技成果的转化，本来就是科协的分内之责，与省委、省政府是否挂帅没有必然联系。但该“领导小组”一撤销，相关工作人员马上就手足无措，这反映了“领导小组依赖症”的消极影响。
既要承认“领导小组”对于完成重大或紧急任务的重要作用，又要正视“领导小组”过多过滥的负面效应，这就要求对“领导小组”有必要的规范。不必讳言，时下某些“领导小组”的设置带有较强的人治色彩，往往是主要领导一点头，就立马发文成立。正是因为制度建设的滞后，“领导小组”方才遍地开花，“领导小组依赖症”方才成为一种“惯性思维”。
据报道，四川省去年底出台了《四川省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办法》，对议事协调机构和非常设机构的设立、更名、合并、撤销和运行作了规定，并明确由本级机构编制等部门统一管理。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其将议事协调机构纳入制度管理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