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歌是这样诞生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24日10:18 温州都市报

　　66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与著名音乐家何士德同住一室，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新四军军歌是这样诞生的2005年05月24日

　　66年前，由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作词、著名音乐家何士德谱曲，共同完成了《新四军军歌》，这是一首激越雄壮、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它鼓舞中华儿女冲锋陷阵、奋勇杀敌，震慑日寇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我在皖南新四军文化队工作，是个连级干部，曾与文化队队长、我国著名音乐家何士德同住一室。他是怎样接受为军歌谱曲任务，又是怎样全神贯注数易其稿，最后经几度试唱而得到军部的首肯和批准，这一过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至今记忆犹新。

　　认识曲作者何士德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还是一个刚满20岁的青年，正在温州市区五马街“云博万物联合大市场”当店员。当时我和许多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永嘉县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除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街头宣传等抗日工作外，还参加了“战时救护队”。1938年冬，我和七位“战青团”团员（其中两名女团员）组成救护小分队，由浙南党组织介绍奔赴皖南前线。

　　经过十余天的跋山涉水，我们于当年11月中旬抵达日夜向往的新四军军部———皖南泾县云岭。这里离前线仅十公里，时时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

　　我们八人先被编入教导总队，后因工作需要分派到各个部门，我被派往政治部管理科工作。1939年5月，我热切希望能上前线接受战火的洗礼，于是向组织提出了请求。

　　一天，组织部长李志芳（后在上饶集中营遇害）来到管理科，端来长板凳坐在我身旁。他避开我的请求不谈，既和蔼又庄重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文化队做后勤工作。”他接着说，“文化队是培养部队文化骨干的场所，工作非常重要，可现在后勤工作跟不上，已经影响到学员的学习。”随后，他告诉我，文化队里有一位事务长，可以做我的助手，要我一定把队里的生活给养工作做好。李部长语重心长的一席话，让我意识到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二话没说，当天就拿着组织介绍信到文化队报到。

　　文化队的干部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政治指导员是著名学者、戏剧家殷扬（即扬帆，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队长是著名音乐家何士德，副队长是戏剧家邵惟。学员有来自大后方的大、中学生，有部队调来的文化骨干。

　　何队长除管理全队行政事务外，还负责讲授音乐课，谱写革命歌曲。他比我年长七岁，中等身材，颀长而健壮，举止言谈文质彬彬，一看就知道是个“文化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说话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工作起来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平时十分随和，队员们均乐于与他相处。

　　何士德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从小爱好音乐，曾学习过广东民谣和西方音乐。青年时期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参加了党领导的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他先后为新四军谱写了不少歌曲，诸如《新四军军歌》、《反扫荡》、《青年之歌》、《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等，其中以《新四军军歌》最为著名，是我国名闻遐迩的指挥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

　　夜以继日谱写军歌

　　文化队原先在云岭中村，这里距新四军军部（罗里村）仅1公里左右。后来文化队迁至町潭，距军部有五六公里。从那时起，我就和何队长同住一寝室，不久，他接受了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任务。我们的住处是一间老百姓的旧式平房，面积不大，而且室内还堆放着许多杂物。墙角有一张破旧的小桌子，那就是何队长日夜谱曲的工作台，一首首悲壮的革命乐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那时部队的生活条件很差，夜里只靠一盏昏黄的菜油灯照明。在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那段日子，何队长一入夜就扑在油灯下，一直谱写到深夜。每天夜里他总是边写边哼，我常常从睡梦中被他那“隆隆”的发音所吵醒。当他发觉后，总是歉意地“嘿嘿”一笑，说：“又把你吵醒了！”当时，何队长和我同属连级干部，每月除了3元伙食津贴费外，没有任何额外补贴。何队长谱曲到深夜，都熬得饥肠辘辘，我常为此感到不安。

　　军歌的歌词是新四军军党委集体讨论后，由陈毅司令员执笔写成的。歌词气势磅礴，铿锵有力，内容涵盖了从北伐战争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再到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写出了新四军的崇高理想和斗争目标。要为这样一首气吞山河的歌词谱曲，没有高深的作曲水平、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是难以胜任的。何士德接受这一任务后，非常认真负责，他手捧歌词反复朗诵，深刻领会，而后夜以继日地写了再涂，涂了再写。

　　他不止一次对我说：“陈司令员写的歌词，属于新诗体，谱起曲来难度较大。歌词的每字每句都很精确，一字也不能改，改了就会损害军歌的主题思想。”那段日子他几乎到了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的地步。

　　何队长不论是思想表现、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都称得上是全队的表率。可我们的脑海里都打上一个大问号：为什么每次党组织活动时，他都不参加，难道他是一位非党干部？直到当年9月文化队结业时召开的一次支部会，何队长突

　　然出现在会上。正当大家疑惑不解时，政治指导员殷扬郑重宣布：何士德同志早就是党员干部了，过去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暂时保密，现在可以公开了。至此，大家才恍然大悟。

　　三易其稿终于唱响

　　何队长为军歌谱曲先后写了三稿。第一稿写出后，由文化队队员在军部大会堂———陈家祠堂试唱。当晚前来听唱的有军首长、文艺工作者和部分机关干部。试唱结束后，军首长直率地评价说，曲调流畅、好听，战士易学易唱；但还不够雄壮、有力，显示不出我军坚强的战斗力。接着，军首长指示，军歌代表革命军队的形象，应该激越、高昂，要有气冲霄汉的气势，给人以勇猛、刚毅、敢于胜利的印象。他听取了领导同志的意见，果断地推倒重写。

　　当他埋头写出第二稿后，不事张扬，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倾听队员的反映。大家认为这一改好多了，雄壮、高昂，节奏鲜明；不足之处是，战士大都是工农分子，学唱难度较大。于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后，他自己哼了又哼，甚觉满意，于是决定在建党十八周年纪念大会上试唱。大会仍在陈家祠堂举行，有2000余名干部参加，军首长均按时出席，陈毅司令员也特地从江南前线赶来聆听。

　　这天，文化队队员个个精神抖擞，何队长兴致勃勃地登台指挥。随着何队长手臂的挥动，嘹亮的歌声在会堂里回荡，一个个音符在与会者心中跳动。当唱完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陈毅和叶挺、项英等军首长微笑着频频点头。过了片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军部在会上郑重宣布：批准通过。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一首庄严、激越、昂扬的《新四军军歌》诞生了。

　　此后，文化队领导迅即派学员下连队教唱，凡遇部队开大会或举办演出会，首先唱的也是这首歌。《新四军军歌》唱遍了大江南北，响彻了神州大地。它激励着广大军民勇往直前，抗击敌人，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它震慑得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胆战心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2000年11月5日，上海文艺会堂隆重举行“何士德九十寿辰暨音乐生活七十周年”纪念会。何士德因年迈体衰未能到会。孰料没多久，这位人民敬爱的音乐家于同年12月2日驾鹤西归。噩耗传来，不胜悲痛，一想起昔日情景，恍如发生于昨日。何队长虽离我们而去，他的音容笑貌仍铭刻在人们心中，他所谱写的歌曲将永远为后人所传唱。晓风　整理王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