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春人大代表“约见”官员

　　自2002年起至今，永春县人大连续三年在闭会期间进行“约见”官员活动，即由人大代表当面“约见”政府官员，要求政府限期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目前，这一举措还在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制度规范。?眼连续三年?演

　　人大代表“约见”官员

　　“开展约见活动，是代表行使职权的体现，也是密切干群关系的一种好办法。”永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祖森说。

　　近日，外地到永春县人大的“取经者”接踵而来，他们要求索取永春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官员活动的实施规范，这使永春县人大常委会秘书科干事黄圣宇犯了难。自2002年起，该县人大连续三年在闭会期间，由人大代表当面“约见”政府高层官员，要求限期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这一活动至今未形成相关的制度规范，这不免使专程来此学习经验的来访者感到有些失望。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约见”是人大的监督手段之一，但在各地的基层人大，这些手段鲜见实施。根据永春县人大2005年工作安排，新一轮的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官员行动正在筹备，常委会已准备下基层摸底，确定今年的“约见”内容。?眼约副县长?演

　　当场解警示灯难题

　　“我们当时并没有太大压力，由于事先有过沟通，我们不认为这会对政府添麻烦。”副县长李建民说。

　　“永春一中门口到五里街镇的车流量很大，前几年设置的交通警示灯却是闭着眼睛，全部不能发挥作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这应该由谁来管理？”永春县人大代表孙新民问。

　　在永春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坐在他对面的副县长李建民立刻做出了回答：“警示灯目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现在，经过规划建设局、交警大队、交通局、公路局等部门协调，县城区内的交通警示灯，将由规划建设局负责，电力和交警部门协助配合，乡镇的警示灯，由当地乡镇政府负责。”这一幕发生在2004年11月1日。在这次“约见”活动中，政府方面派出了副县长和职能部门局长，回答代表们面对面的提问。

　　这次“约见”中，副县长当场拍板确定了管理职责。“约见”结束半个月后，警示灯恢复了正常。?眼效率提高?演

　　3年解决16项建议

　　“这种约见比正式会议上的建议还要快，还要管用。”永春县人大代表徐金斗说。

　　永春县人大代表徐金斗曾牵头进行过一次“约见”活动，他认为，两会期间的建议要统一交办，一般要半年以上，办理时间较长，而面对面的“约见”，办理时间在一个季度，甚至一个月以内。

　　永春县人大最初决定开展“约见”活动，就与人大代表对两会建议办理速度的反映有关。永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祖森说，2002年六七月份，两会上提出的代表建议快办理完了，但这个时候，代表们反映的急事比较多，他就想到了法律已有规定的“约见”。

　　由于其他地方没有先例，在确定开展“约见”活动之前，张祖森和县政府进行了沟通，并获得支持。

　　经永春县人大统计，“约见”活动连续开展三年，代表们围绕水利设施修复、矿山环境保护、偏远山区邮件投递等内容向县政府工作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3项，有8项得到当场解决，到目前为止有16项得到了解决，其他问题、建议也都得到明确的答复。

　　到目前为止，所有参加“约见”都是部门的正职负责人参加，而且，县政府每次都派一名副县长进行协调。

　　“约见”结束后，由人大常委会负责督促代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的落实，跟踪政府部门对“约见”内容的办理情况，向代表通报，并征求代表对办理情况的意见。如代表对回答极不满意或国家机关负责人不接受“约见”或敷衍了事，人大常委会应组织调查，必要时采取监督措施，确保约见不走形式。?眼三条“戒律”?演

　　群众热点问题优先

　　“2004年9个约见要求只批准4个。被筛选掉的项目，要么事情很小，要么政府根本无力完成。”张祖森说。

　　永春县人大对要求“约见”的代表提出3条“戒律”：

　　首先：代表的“约见”要求一般应提前5天以上以书面形式向县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

　　第二条“戒律”是，“约见”的内容分别是辖区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城市管理、社会事务等方面的重大事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涉及代表个人和亲属的不属“约见”范围。

　　第三条“戒律”是，“约见”的事项应当是“较紧迫的重大事项”。张祖森解释说，“约见”政府部门负责人如果没有限制，哪个人心血来潮，或为了一个具体事件，经常“约见”政府部门负责人，那么，国家机关可能疲于应付。

　　并不是所有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约见”要求都会得到批准，因为还要经过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永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祖森提供的“审查标准”是，群众比较急、代表意见大的，政府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将被优先考虑。

　　在确定“约见”内容前，人大与政府方面会事先进行磋商，取得政府方面的谅解后，才能正式确定为约见内容。?眼未制度化?演

　　专家担忧人走政息

　　“对约见的具体实施方法，我们国家还没有相关的规定。但县级人大可以以决议的形式确定这些规定的法律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说。

　　根据《代表法》的规定，代表“约见”的对象为“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下一步，在合适的时候，如果有代表提出合适的建议，我们会“约见”检察院和法院负责人，以及政府的一把手。”张祖森说。

　　张祖森认为，由于《代表法》对代表“约见”活动只是作了原则的规定，各地的具体操作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使其制度化。但至今，永春县人大并未出台相应的制度性规范。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程湘清说，如长时间没有成文规定，一旦班子换届，则可能会造成人走政息的后果。

　　永春“约见”个案的数量和领域已出现下降曲线。2002年第一次“约见”时，16名代表“约见”12名政府部门领导，提出包括治安在内的14项问题。到了2004年11月份，这个数字下降为4名代表“约见”5个部门领导，议题也只有4项。

　　“经过实践，我们认为数量不宜太多，要挑容易见实效的，不然会影响人大和政府的威信。”张祖森对此解释说。

　　另一件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在一次“约见”中，人大代表颜丽珠反映关于加强中小学危房改造有关资金补助问题没有到位，参加“约见”的县财政局、教育局负责人表示要向县政府领导汇报后才能答复。

　　张祖森亲自找到县长，促使县政府兑现了承诺的补助资金85万元。“没有正常的制度渠道，依靠领导出马解决问题，显示还不是成熟的做法。”永春县人大一位领导承认。（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