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款公用”不能免责

　　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在受贿过程中，将部分财物在案发前已全部以单位名义用于帮助下岗工人过年、支援贫困乡镇水利建设等，引发了“余斌将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是否属于受贿”的激烈争议。（《东方新报》昨日报道）

　　这些受贿款没有据为己有进入私人腰包，而是投入了光明正大的“公益事业”，当事人主观上没有据为己有的故意，似乎应该“宽大为怀”。

　　其实，受贿罪的构成在于“收受”。收下的财物就有了所有权，行为人怎样处分财物，都不能改变贪污、受贿犯罪已经完成。试问一下，如果贩毒分子以企业家身份出现，将毒款捐赠公益事业，就能改变其贩毒犯罪的构成吗？

　　受贿者做了“好事”，不仅意味着将非法收入捐赠慈善事业，还意味着通过“无偿付出”，也朝自己脸上贴了金。这种“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因受贿行为给国家造成了祸害，另一方面又要借机捞取美名，实乃双重不义。

　　对于“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是否属受贿”的争议或怀疑，其实是一种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顾手段的危险倾向，其潜在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承认受贿者用于公务的合理性，就同时默认了受贿财产是清白的，那“受贿赃款公用”的漏洞、法律的尊严又如何维护呢？

　　陈爱和

　　作者：童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