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胡卫民”抖出医价秘密

　　编者按

　　“卫生部已经基本决定，要取消药品加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了卫生部即将推出的这一重大决策。

　　4月13日，今报就以《胡卫民：揭黑斗士尴尬前行》为题，讲述了湖南省娄底市中心医

院医生胡卫民因勇于揭开医疗黑幕而遭到医院打击报复一事。

　　稿件见报后，许多市民给报社打来电话，对医疗腐败表示愤恨。而胡卫民的遭遇同样引起了沈阳市一些坚持职业操守的医生的共鸣。

　　5月9日，一名在沈阳某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吴彬来到报社，倾诉了他的苦闷和迷惘。和胡卫民一样，这位被同事和领导认为“顽固不化”的医生，从广西到沈阳，从南方到北方，与医疗体制的腐败做着不懈的斗争。

　　吴彬说，来报社前他在家里徘徊了几个小时，心里一直很矛盾。但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有责任讲出事实和真相，而且他也想告诉读者，“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黑心”。

　　昨天下午4点，刚刚做完外科手术的吴彬走出手术室，向窗外轻叹一口气。

　　这样的心情吴彬已经持续了多年。作为一名医生，他至今仍不能理解，多年来自己坚守医生的职业道德到底犯了什么错。经历：坚守医德毅然离家乡

　　“医院没有的药，就让患者拿着药方到药店买，患者感恩戴德，自己却被人跟踪，半夜接到恐吓电话。”

　　1988年，吴彬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县人民医院做了一名外科医生。

　　1992年，吴彬被医院派到同济医科大学进修。两年后，他发现医院变了。

　　变化源于他主刀的一次手术。手术之前，患者的家属找到他，塞给他一个红包，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从未接过红包的吴彬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但拒收了红包，还批评了那个人。没想到，那个家属竟然哭了，说自己家穷拿不出更多的钱，让他高抬贵手。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吴彬。也正是从这时起，他知道了医院里外科医生收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医德哪里去了？这不等于给患者滴血的心又扎上一刀吗？”血气方刚的吴彬去找同事们理论，没想到却换来同事们的一场奚落，“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装崇高，像你这样的傻子，早晚得让医院淘汰。”

　　这句话让吴彬感到不可思议，心想，自己凭医术吃饭，怎么会因为拒收红包而被医院淘汰。

　　然而，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

　　不久，吴彬在给一位农村来的老大爷开药时，老人哭着求他，“吴大夫，我家条件不好，吃不起贵药，给我开点便宜药行吗？”吴彬告诉老人，他的病并不重，只需开十几块钱的口服药就可以了。谁想到，老人拿着吴彬开的处方去药房取药的时候，药房却告诉老人，医院没进这种药，让他找医生换别的药。

　　老人的回话让吴彬觉得匪夷所思。在他眼里，那种专治膀胱炎的药既便宜效果又好，医院没有理由不把它做为首选药物。

　　第二天，吴彬找到院长理论。院长告诉他，这种情况在全国已是大势所趋。那种便宜的药虽然疗效不错，但价格太低，医院卖它根本就没有利润，而新上的药疗效也不错。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干嘛总想着挣患者的钱？那些患者本来就不容易，为什么还要剥他们一层皮？”吴彬大喊着向院长质疑。见吴彬“不识抬举”，院长动了怒，让他回去好好反省。

　　回到家后，吴彬无法想通，却在同事那里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拿新药“菌必治”来说，进价只有16块钱，医院标价却达114元。这里的利润如何分配呢？其中，负责推销药品的医药代表要从中得到24块钱的回扣，医生每卖出一盒，也能得到10块钱的提成。而剩下的钱，除了必要的加价，大部分分给药剂科主任、副院长、院长。“这不是坑患者吗？这事我不能干。”

　　从那后，吴彬每次出诊，都想尽办法为患者着想，医院没有的药，他就让患者拿着药方到药店买。吴彬的苦心没有白费，许多从他那里看过病的患者都把他记在了心里。

　　和那些感恩戴德的患者相比，医院此时却开始向吴彬施加压力。在院领导多次找他谈话未果后，吴彬发现，自己经常在回家的路上被人跟踪，家人也总会在半夜接到恐吓电话。

　　各种压力让吴彬喘不过气来，而多次与医院斗争失败的结果更让吴彬心灰意冷。

　　1999年9月，吴彬深感一个人力量的弱小。毅然停薪留职，带着妻儿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沈阳。揭黑：抖出医疗价格的秘密

　　“几角钱一支的青霉素绝对是首选药物，而医生却想方设法让你打进百元一支的进口药。”

　　很快，吴彬又茫然了。和家乡的医院相比，这家在沈阳赫赫有名的大医院并没有想像中的美好。

　　吴彬上班不久，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医生在给患者开具处方的时候，字都写得龙飞凤舞，有的药名甚至用符号来代替。原来，医院为了阻止患者拿着医生的处方去医院外买药，就故意使出了把药品编成只有药房看得懂的代码，让患者乖乖地去买医院的高价药。

　　吴彬在给患者用药时，一直固守着一个原则，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让吴彬困惑的是，他的原则并不被同事所认同。

　　以治感冒发烧的基本药物“阿司匹林”和“扑热息痛”为例，每片只有两分多钱，医院明明进了这个药，但医生在开处方时，却说没有。

　　一盒10片装“巴米尔”6元多，其成分就是“阿司匹林”，而一盒4角钱的“扑热息痛”，换了一个包装和名字却卖到十几块钱。而用于治疗缺铁性贫血的常用药“硫酸亚铁”，过去1元钱可买100片，如今医生再也不会给患者开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药“福乃得”，每板7粒价格为20多元，其成分还是“硫酸亚铁”加上若干维生素（价值几分钱）而已。但它们的效果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更让人气愤的是，青霉素价格低廉，副作用又小，对于一些青霉素适应症患者，几角钱一支的青霉素绝对是首选药物，而医生却偏要编出一大堆理由让你打进百元一支的进口药。

　　像阿奇霉素这种抗生素针剂，副作用较大，尤其对肝肾功能有一定损害，却颇得医生的推崇。按规定一个患者每天阿奇霉素的用量不能超过2支，然而，一些医生为了多拿每支12元的回扣，不但让患者长期用药，甚至让患者每天打6支。

　　吴彬知道，某些医生医德的沦丧和对患者的不负责任，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利益。

　　一个外科手术，里面蕴藏着许多秘密。作为外科医生，吴彬知道每个外科手术的利润高达90％以上，可尽管如此，医院还会巧立名目，凭空地加收各种费用。一个本不算复杂的肛肠手术，全程下来，都得七八千，甚至更多。以术前检查为例，有的手术术前检查高达二十几项，费用约600元，而事实上，必要的几项检查只需几十元就完全可以搞定。这就意味着，患者正式做手术之前，就白白地送给医院几百元。

　　而医生对医院的这些“贡献”并不是白做，几乎每一项都有提成跟着。吴彬说，如此“多劳多得”甚至让医院陷入了一个怪圈。真正研究业务的医生挣得不多，而一些专拿提成的医生却个个都成了“大款”。

　　这让吴彬很难理解。建议：医疗体制改革是根本

　　“解决药价偏高的顽症，关键是政府职能部门严格执行《中国药典》和《基本药物目录》，建立严格的质价审计制度和合理用药制度。”

　　胡卫民的抗争，让吴彬在黑夜里看到一丝亮光。“至少让读者明白，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是黑心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这里面更需要政府部门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

　　就像屡禁不止的药价“虚高”问题，完全是中国现行体制弊病产生的结果。

　　现行体制中，医疗机构医药不分，在医院收入中，药费收入比重占医院毛收入的一半以上，多数医院都是“以药养医”。而市场放开后，生产同类药品的厂家高达上千家，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靠给医院高额回扣赢得市场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为此，药厂、经销商、医院就有了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条件，一起“对付”患者，诱导病人消费，从中谋取最大利润。在这个利益链条中，受害最大最深的无疑是处于弱势的患者。

　　对于医德的普遍滑坡，吴彬痛心疾首。他曾无数次找领导和同事探讨，却始终没有引起共鸣。

　　吴彬说，在坚守医德底线的同时，自己没有忘记寻找“治病之方”。

　　吴彬认为，解决药价偏高的顽症，关键是政府职能部门严格执行《中国药典》和《基本药物目录》，建立严格的质价审计制度和专家监督下的合理用药制度。严格成本核算，严格成本价到零售价的极限价差，确保质价相符。坚决打击中间环节的暴利行为，必要时取消中间环节，由药厂直接面对医院及药店，绝不允许假借“新药”之名，行暴利之事。

　　在吴彬眼里，医德的滑坡不过是金钱的副作用，如果体制的问题解决了，医生道德的回归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对此，吴彬满怀希望。

　　与其他消费不同，药品消费的决策人和付款人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