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康熙为何立襁褓之中的胤礽为太子？(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25日08:37 东北新闻网

　　历史解密：康熙为何立襁褓之中的胤礽为太子？

　　北京晚报

　　襁褓之中的胤礽被立为皇太子，有人说是孝庄太皇太后的提议，也有人说是康熙请求祖母而致，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政治需要，也是立胤礽为皇太子的主要原因。康熙帝在位时，历经内忧外患之苦：宫廷内部，皇子众多，一个储君的位子牵动着许多人的欲望，所以康熙帝内心极为不安，为了避免外戚的企盼，才将孤身一人的胤礽立为太子；而宫廷外部，由于军事形势的恶化，朝廷军队在南部和西部与叛军交战时接连受挫，为了对付这些挑战，康熙接受了熊赐履等汉族大臣的意见，全面采取汉化政策，加快了满族政权的汉化进程，立太子便是康熙沿袭明朝的一个重要制度。总之，政治斗争的需要，是康熙帝决定立太子的主要原因，其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意欲笼络其统治范围内的汉人之心，为削藩平乱、巩固政权打下基础；二是试图避免太祖太宗时代不预立继承人带来的皇权交接的麻烦，以求垂万年之统、系四海之心的目的。

　　第二个原因是尽孝心。有人认为康熙“恪守懿旨”，才决定立胤礽为皇太子，如果不立太子，意味着对祖上不孝；如果不消弭内战，安抚庶民，同样意味着不孝，因此，内战、孝敬太皇太后、培养皇太子这三件表面看来互不相关的事情，在康熙帝心中搅成了一团。当时，康熙虽无时无刻不全神贯注于军国要务，但他还是抽时间亲自教皇太子读书、骑射等，同时命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做太子的专职教师，又命令大学士熊赐履对太子讲授各种书籍，为培养胤礽付出了相当多的心思。

　　第三个原因是感情上的因素。康熙喜爱胤礽的生母，但她却难产而死，因此有人认为康熙将自己对皇后的感情转移到了胤礽身上，爱屋及乌。决定立胤礽为皇太子，一方面可以断绝六宫谋位的念想，另一方面寄托着康熙心中的愿望。在父皇所营造的良好学习条件之下，皇太子很快便掌握了满汉两种文字，并且娴于骑射，每当随康熙外出巡行的时候竟能与其“赓词斐然”。毫无疑问，康熙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很喜爱皇太子的，对继位人胤礽的培养，是康熙帝教育后代的重中之重，并与预立太子的政治目的息息相关。

　　历史解密：乾隆是陈家洛之兄？他父母是汉人？

　　新浪文化

　　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人对书中的一个说法一定很好奇，因为书中说乾隆是陈家洛之兄。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未完请看(东北新闻网综合) [编辑：孙鹏]1

　　清末，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人人皆知这么一个传说，清初的某个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个皇帝是谁呢?有人便说是乾隆皇帝弘历。这一传说也见于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之中。《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有这样的记叙：雍正帝胤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很好，两家来往频繁。这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是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命人抱来看看，但却偷偷把孩子换了。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胤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上述观点之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辞赋家杨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推及情理根本没有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来继承皇位的必要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

　　其次，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到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为接驾驻跸之处。这个园子本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未完请看(东北新闻网综合) [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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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中说：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四十一年，(公元1715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史海钩沉：清宫八千麻袋档案的来龙去脉

　　南方周末

　　作者：宋桥

　　鲁迅有一句名言，说是“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并引申出：“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这段话出自一篇有名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发表于1928年1月，谈的正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然而，这一事件当时并没有完结，而且断断续续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8年。未完请看(东北新闻网综合) [编辑：孙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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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其所属内阁大库是明孝宗时修建的，清朝继续延用。库内的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还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清时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王国维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一拖十年。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必须马上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

　　这事被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知道了，罗当时为清朝学部参事。一天，他赴内阁办事，见库垣中档案文籍如山。顺手取来一束，打开一看，是关于督漕的奏摺，又打开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都是颇有价值的。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当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就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所称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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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政府在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里。

　　这些麻袋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们将里面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当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他深怕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着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

　　1918年，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鲁迅说，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麻袋中也确有宋版书，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

　　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回来后，他们俩就奉命在其中寻宝。随后又搬了若干袋。搜拣过程中，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拣出的东西拿走，送还时，往往比先前少一点。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以后又清理了几次，反正不少人来“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未完请看(东北新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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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袋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接着就开始一次次被倒卖。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政府各部门自筹款维持。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这批麻袋作为废纸，称了称，大约15万斤，以银洋4000元拍卖给了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搜拣了一部分档案出售，大部分准备运到唐山、定兴去作“还魂纸”。

　　深知这批档案价值的罗振玉当时在外地，有事来京，见市肆上有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内库档案之物。他打听到这批档案的下落，以两倍的价钱，把这批档案买了下来，并准备了书库储存它们。罗振玉从中淘出一些珍贵秘稿史册，择其珍件汇刊成《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清太祖实录稿》三种。

　　此时的北洋政府财政状况比前几年稍好一些了，看到档案中颇有油水，又欲从罗手中购回这批档案。清史馆也想要，海外也在窥伺。罗振玉均不允，1924年，罗将它倒卖给了上文中提到的李椒微，即前驻日公使、曾任民初新参议院议长、又是大藏收家的李盛铎。价格是1.6万元，分量约12万斤。

　　李盛铎又在里面淘了一次，捞出了不少珍奇东西，并将其中6万件给了溥仪。但他也没有力量把所有麻袋都检视一遍。1928年李盛铎又以1.8万元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的档案约10万斤，搬来倒去，十分杂乱，完整的约五分之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从中选择、编辑出版了《史料丛刊》和40册明清史料。抗战前夕，该所将部分档案携至南京，几经周折，又迁到台湾。剩下的大约5万斤，约1700麻袋，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产，仍存放在午门楼上。这1700个麻袋一直躺到新中国成立。这批“吃之不得、弃之可惜”的“宝贝”也让新中国有关部门和专家无奈了好几年。直到1958年，国家档案局成立3年多了，认为不能再让麻袋们睡大觉了。由于事关重大，国家档案局于当年3月份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几天以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批示，同意清理。未完请看(东北新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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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的清理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清理从3月12日开始。承担清理任务的是档案局的全体共青团员，他们提出利用业余时间，奋战百日完成任务。为了保存资料，记录在案，清理过程拍成了电影。

　　清理工作十分艰苦。这批麻袋堆在午门楼上快30年了，积满了灰尘。“呼啦”打开一袋，灰尘扑面，连呼吸都困难。不少档案已霉烂成团，发出一股股腐臭的味道，而且还掺杂着破布烂草、烟盒、席片，这都是当年一块儿扫进麻袋的。当然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明崇祯年间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这次清理得到了齐燕铭、吴晗、王冶秋、吕振羽、翦伯赞等专家学者的肯定。为了避免造成损失，专家们建议再复查一次。

　　第二次清理用了三个多月，参加的人员更多，有国家档案局的干部，全国档案学习班的学员，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还有北京市22中、23中、31中、43中的高中学生。

　　这次清理更加细致，对那些零片、碎片、残件都没有放过。最后，把清除的残件进行了分类，装成三百多袋(完整的不到十袋)，其中以吴三桂的题稿和郑成功抗清的敕谕最有价值，其余的有1300多麻袋都为废品。

　　1958年9月25日，国家档案局给国务院写了清查报告，并提出具体的处理建议，拟将三百余袋有价值的进行整理，大部分废品予以销毁。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天即作了指示：“同意照办。原销毁的1358袋中，如果学校、研究机关有愿意拿走一部分作为标本的可以赠送。”

　　至此，这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终于完结了。这批整理成卷的档案，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东北新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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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来源：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