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期相继报道了一些“村官”违法犯罪案件：郑州市大里村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200万元公款据为私有；贵阳市新庄村村委会成员集体贪污上千万元；浙江省温州市三里村村干部大肆挥霍土地流转补偿金，将村务会开到了西湖国宾馆。小小“村官”竟也能腐败如此，令人触目惊心。
“村官”犯罪案件近年来逐年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破坏农村社会和谐
的“毒瘤”。“村官”腐败案涉及的款物主要有救灾、抢险、扶贫、防汛、土地和工程补偿款等，既阻碍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又激化了干群矛盾，连年引发群体上访事件。浙江省武义县纪委2003年受理的状告村干部信访案件达305件，占全县信访总量的95％。青海省平安县某村原村干部集体贪污高速公路土地征用款，引发群众多次联名上访，影响极为恶劣。“村官”腐败也对村民自治制度形成了破坏。一些农民耳闻目睹了“村官”手中越来越大的权和利，不惜采取贿选的手段谋取“官”位。
“村官”腐败现象严重，除了“村官”的主观原因外，管理制度缺失、司法关注度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我国建立村民自治制度时间不长，如何在确保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落实对“村官”权力的有效制约，还缺乏经验，村委会权力行使在许多地方处于失控状态。司法机关往往对“村官”违法犯罪行为不够重视，或者因为查处难度大而使一些问题从轻处罚甚至不了了之，放纵和助长了违法犯罪。这两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尽快解决。
应当看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已经使村委会的权力明显增大。要遏制“村官”腐败现象，必须在确保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加强对村级管理组织的权力监督制约，堵塞“村官”贪污、挪用公款的漏洞。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也是预防“村官”腐败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将“村官”的年收入与全村年收入挂钩，还为“村官”办理医疗、养老保险等，解除了“村官”们的后顾之忧，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浙江省武义县还在村级权力架构中创设了一个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第三驾马车”———村务监督委员会，其成员由村民代表直选产生，独立行使监督村务的权力。这些做法都具有借鉴价值。
（新华社合肥5月24日电）（黑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