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塑造代意识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履历

　　流行音乐塑造代意识

　　消费社会学

　　王宁

　　音乐与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即使没有任何音乐细胞的人，也总会在各种场合(如商店、长途汽车、火车、餐馆、节庆仪式、会场等)中“被动地”欣赏这样那样的音乐，甚至重复的时间长了，也能哼上几句。显然，在当代社会，音乐是一个人成长经历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撇开音乐“发烧友”不谈，单就普通人来说，音乐总会以某种方式伴随人的一生:从哑哑学语的幼儿阶段，一直延续到两鬓霜白的老年。可以说，音乐是人生的另外一种环境，给人生经历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我们的人生履历，也包括了音乐履历。

　　不同时代的人的音乐履历，显然是不同的。可以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履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人，是伴随着聂耳、冼星海等人的歌曲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等革命歌曲而成长的；五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的经历，则深深地打上了《东方红》音乐剧中的歌曲、“社会主义好”、“志愿军军歌”等革命歌曲和一批电影主题歌的烙印；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一代，则是在毛主席语录歌、样板戏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有理”等文革歌曲中而成长，并在后来的邓丽君、李谷一、朱蓬博、李双江、蒋大为、郑绪兰等一批歌手的歌声中而经历观念转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则赶上了全新的一个流行音乐时代。

　　既然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音乐履历，那么，很显然，流行音乐成为塑造每一代人的代意识的一个重要元素。简单地说，不同的音乐履历，从某个方面造就了不同的代意识。这一点，可以从卡拉OK中所点歌曲的差异中得到鲜明的印证。老年人喜欢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相伴随的歌曲，中年人对上世纪六十到八卓　十年代初期流行的歌曲(如才旦卓玛、李谷一、蒋大为等人的歌、样板戏)感到格外亲切，而这些歌曲，却很可能使青年人觉得兴味索然，因为他们的音乐履历，是在一个全新的流行音乐产业化时代开始的。

　　可是，问题在于，对当下流行的好歌，不论老中青，应该都是喜欢的。对历史久远的歌曲，只要是经典的，年轻人同样可能喜爱。那么，流行音乐是如何影响代意识呢？

　　流行音乐之所以塑造代意识，首先在于不同代的人的“意识分层”的不同(曼海姆)。根据人们人生经历的不同阶段，可以把人的意识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第一层次属于“新鲜接触”阶段(即青少年阶段)。处在这个层次的人，好奇心和求知欲都特别强，对周围事件和过程的反应特别敏感，印象也特别深刻，因此，第一层次(新鲜接触)的经历将型塑个人以后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因此，尽管不同代的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有共同的经历，但是，由于他们各自处在不同的“意识分层”，他们各自对该历史事件的反应和印象也就有所不同，并因此形成不同的思维与情感反应模式。

　　同样道理，尽管老年人也可能喜欢今天的流行歌曲，青年人也可能喜欢过去老年人曾经喜欢的歌，但是，不同代的人在其“新鲜接触”阶段所接触的音乐，却是不同的。正是在“新鲜接触”阶段的音乐履历，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积淀为一代人的共同的代意识的内核之一。

　　流行音乐塑造人们的代意识的原因，也在于流行音乐本身具有生命周期，即从诞生、流行、到不流行的周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们音乐欣赏品位的变化。流行音乐的本质，就在于短暂的流行。因此，在上一辈人那里是流行音乐的，在下一辈则未必能成为流行音乐。因此，尽管后一辈的人也可能喜欢前一辈人那时曾经流行的歌曲，这种喜欢，却远远比不上后一辈人对当下流行歌曲的热爱。同样道理，老一辈人可能也会和年轻人一样喜欢当前所流行的音乐，但是这种喜欢的程度，却难以跟当年他们对当时的流行音乐的喜欢相提并论。

　　流行音乐塑造代意识，还在于音乐的形态不同。从制度层面看，过去的音乐更多地充当了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角色，而今天的音乐，尽管依然与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其意识形态色彩却大大弱化了，音乐所固有的抒情、宣泄、表达和心灵慰藉的功能，得到了恢复。因此，伴随革命歌曲成长的一代，与伴随港台音乐成长的一代，各自的代意识必定是不同的。

　　从音乐形态来看，过去的音乐往往以留声机、有线广播或无线广播为传播载体，难以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产业。与此相对应，歌曲的数量相对较少，而歌曲的传唱周期相对较长。今天，随着收录机、随身听、激光唱盘、卡拉OK、DVD、MP3等技术产品的出现，流行音乐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从歌星的制造，歌曲的创作，到音像制品的制作，都纳入了类似于流水线作业的轨道。歌曲的数量急剧飙升，流行速度大大提高，但传唱周期却大大减少。显然，流行音乐载体的不同，导致了不同代之间音乐履历的不同。如果说，老一代人的音乐履历常常具有被动的色彩，那么，今天的年轻人的音乐履历，则往往是他们主动选择的产物。因此，老一代人的音乐代意识呈现更多的同质性，而今天的年轻人的音乐代意识，开始呈现多元化的面貌。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研究工作室教授、博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